论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小说对"传奇性"的规范

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通常都具有某种"传奇性","传奇性"在这个历史阶段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传奇性"有利于突出革命英雄的精神优势,但"传奇性"的过分膨胀则将导致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抑制,因为"传奇性"的过分有可能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所以,在当时的革命小说中,"传奇性"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被提倡的文学想象方式,而是一种被"规范"的对象.     

复仇：从“快意恩仇”到“御敌雪恨”——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之关系

从“复仇”这一情节模式出发，分析了武侠小说中的主导性因素，是如何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承继，又采用了哪些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的，从而揭示出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复仇:从"快意恩仇"到"御敌雪恨"--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之关系

从“复仇”这一情节模式出发,分析了武侠小说中的主导性因素,是如何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承继,又采用了哪些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的,从而揭示出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类型学分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在理论上指认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先后经历的“革命型”“统治型”和“治理型”三种意识形态类型，并具体展现了其类型转换的现实历史逻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统治型”、从“统治型”到“治理型”的两大历史转变。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自身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具体类型方面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具体体现。     

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影响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有两大交替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救亡图存、革命思潮和思想启蒙思潮。在救亡和革命思潮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后、左翼文学时期和抗战时期,抵抗外辱、彰显爱国主义和社会革命题材的外国戏剧被大量改译进来;五四至抗战爆发以前,思想启蒙占据了时代的主流,改译者选择的多是反映妇女解放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目。这些改译剧给当时封闭沉闷的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话剧创作。     

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娱乐化

在后革命氛围中,革命被当作消费的对象和符号,革命历史再叙事明显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戏说革命历史之风盛行,革命英雄人物被塑造成充满欲望的凡夫俗子,革命故事呈现出曲折离奇、悬念重生的面貌。这种书写革命历史的方式满足了大众的文化口味,制造了阅读上的快感,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在革命故事的重述中掺杂进大众文化中常用的娱乐元素,表明的是作家对市场经济实用法则的一种认同和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动退避。     

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是指新时期以降中国文学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回望式叙述.这种书写极其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综合参与其中并共同影响了其形成和走向.一方面,传统的革命文化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其进行理性反思或将其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是允许的;但是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之设立了程度不同的限制,因为执政党政权的正当性与革命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紧密联系.本文梳理了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的四种基本模式和四个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启蒙时期历史修复主义模式,80年代后期的倒退式书写,90年代以后出现的戏说式革命书写,以及最新出现的宗教忏悔式革命书写.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现实主义的“革命”形态——20年代末到70年代泛政治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

本文试图对本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里与政治革命发生了紧密联系的（泛政治化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思潮给予考察。“革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选择是出于文化重建的需要，它浸染的浪漫色彩在根本上源于当时的浪漫文化语境。３０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于与其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错位，显示出了它的虚蹈性，一如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的非自足和不成熟状态。至５０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具体操作方式，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特定审美形态的作品。“两结合”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则是因了当时的社会本质，同时又强化了这种文化语境     

“李约瑟难题”求解——兼论21世纪科技革命的前提

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以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其关键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制度无法提供这场革命所必需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文化土壤。任何一场全新意义上科技革命的成功 ,必须得到与之和谐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才能取得。 2 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 ,必将建立在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坐标之上 ,并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竞争内容 ,更新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只能发生在拥有最先进意识形态的国度。     

论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中国革命小说的史诗性诉求

卢卡奇认为史诗的特性产生于史诗时代,不管保持这种总体性的史诗时代是否真正存在过,但它是人们对久远年代的理想化,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溯.中国革命小说的史诗性诉求正好契合了卢卡奇的这一说法.从茅盾到赵树理再到梁斌,中国革命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契合了革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了意识形态的神圣和正义,具有一定的史诗性.     

费尔斯和他的《克伦威尔传》

１７世纪以来，在总数约达 ４ ０００种有关克伦威尔的著作中，查理·费尔斯的《克伦威尔传》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一本，它已被列为世界古典丛书之一。此书取材丰富，考订严谨；论述清晰、扼要。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书中忽略１７世纪革命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对革命中的激进民主派的作用予以贬抑；对克伦威尔的功绩不适当地加以夸大。这些是由著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地位造成的。今天在评论克伦威尔时，应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同时把我们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经验、教训，用以去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实质。     

《萨帕塔的眼睛》中的历史书写

以著名农民革命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情妇伊内斯为叙事者,讲述了伊内斯与萨帕塔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其在革命期间所承受的灾难和伤痛。小说赋予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失语者以叙述声音,通过文学想象解构并重塑被卷进历史事件的个体的形象,从而“真实”地再现墨西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叙事者伊内斯之口,对主流叙事中所浸淫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做出了新的诠释。     

《笨花》:民间与革命的双重传奇

《笨花》是铁凝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最有分量的一部作品,它试图将民间文化和革命伦理结合起来,把日常生活与宏大叙事统一起来,探寻历史和人性的真相。它一方面表现着“中国凡人”的家国情怀,实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另一方面,又揭示出革命伦理的某些暧昧属性,表达了对“革命”诉求的绝对性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新的想象空间。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及其所受苏联影响

在“十七年”电影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历史的真实”,主要不是指具体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应该是历史“本质的真实”或“革命的真实”。“十七年”对“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题材内涵的这种理解,深受苏联同类题材电影的影响。而且,“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学习、借鉴的主要是苏联“解冻”之前的同类型影片,而“解冻”之后出现的“新战争片”则影响甚微。     

革命历史剧：集体记忆的影像建构

革命历史剧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文化现象,是集体记忆的影像载体。革命历史剧的流行是现实社会语境下官方意志和民众心态的不谋而合。在当下社会大众传播语境中,革命历史剧从叙事框架、人物塑造和细节描摹的三个层面进行流行式的文本创新,迎合观众对不同时空历史情境的参与渴求,从而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认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语言革命与现代性──关于20世纪初中国文学革命的反思

“语言革命”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突破口。“语言革命”总是与本土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是理解“现实”的过程。白话文是走向“现代”的“启蒙”工具。主张废除汉字和拼音化,是当时全盘西化论的组成部分,最后却不了了之,可以看作中国接受“西化”的一种限度。     

《雷雨》及其中的基督思想

《雷雨》自出版以来,其文本中的序幕与尾声被一再地删除。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下,《雷雨》文本原有的“忏悔”叙事语言、“罪恶与救赎”创作主题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