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吟坛点将录

南社吟坛点将录钱仲联１９３４年３月４日，柳亚子在上海开陈去病追悼会，晚间举行南社临时雅集，参加者有社员，亦有闻风而来之非社员，共计一百有余人。亚子与胡怀探撰“点将录”，开列一名单，在报刊宣布，但附有说明：“地煞七十二人，亦有数位南社社友，但大多数非社...     

顺康雍时期八旗教育述评

清顺治时期 ,清朝政府一方面使用明朝传统教育机构 ,一方面建立八旗专门教育机构并招收八旗子弟入学 ,从而解决了当时最感急迫的满汉翻译问题 ,为后来八旗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康熙时期 ,在重视传统教育机构的同时 ,清朝政府又不断增设八旗专门教育机构 ,使得八旗教育长期稳步发展并形成了自己满汉并重 ,重视骑射 ,注重实用的民族特色。雍正时期 ,清朝政府继顺康之后 ,又以普及八旗教育为目标 ,进一步增设八旗专门教育机构 ,从而不但使八旗教育进一步普及和提高 ,同时也为中央各机构输送了大批官员。总之 ,八旗教育对于八旗文化的普及及提高 ,对于满汉民族融合 ,乃至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 ,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考

清前期,清政府将大量流人遣戍东北地区,以充实根本之地。但流人在东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学界尚有争议。其中,流人的数量无疑是一个极富价值的参考坐标。因此,为准确认知清前期东北边疆开发情况,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等馆藏清代满文档案,对顺康雍朝东北流人数量的记载,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应清前期东北边疆的开发情况。考证发现,流人在经济基础较好的盛京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小,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则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流人将其所负载的内地先进文化传播于东北边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内地与边疆联系的纽带,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开发活动促使清前期东北地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因此,流人即使不能成为两地开发的主力,但其先驱者的作用是确凿无疑的。     

"点将录":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

从“点将录”的形制特征和内在精神,“点将录”的形式独立性、内涵包容性、体系开放性以及“点将录”的受容与评价等层面来看,它确是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点将录”不仅兼具了传统诗话、评点的随意性和论文、著作的严整性,而且最大限度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内在精神和灵活多样的外在形式的精髓奥义。作为出现较晚而兼具众长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点将录”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都值得关注。     

恩师点将普京

1970年，普京考入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大三时，他遇到命运中最大的贵人——索布恰克。当时，索布恰克在法律系主讲经济学。普京的毕业论文《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是由索布恰克主持审查的。这篇论文得了“优”。     

论中国诗坛社及其《中国诗坛》

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一百多年前曾经说过:“如今,作一个诗人——这意味着用诗的形象去思索,而不是象小鸟一般以美妙的声音去鸣啭的。要想作一个诗人,不需要那炫耀自己的琐屑的意愿,不需要那无所事事的幻想的梦,陈腐的情感和华丽的忧郁,需要的是与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共鸣。”对一个诗人提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对一个由众多的诗人组成的诗歌团体的要求,也应该是如此。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中国诗坛社称得上是我国有数的最大的诗歌团体之一,它不仅对华南的新诗歌运动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全国也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这里所选的几十位诗人的两百多首诗,只是这群诗人中的部分人的代表作。透过这几千行诗,读者不难发现,它那时代的、历史的烙印是如此深刻,反映的生活面是如此广泛而有深度。     

斯文扫地 诗坛蒙羞

如果我说,一个一贯以写"脏诗"、"黄诗"著称的诗人获得了诗歌大奖,您信吗?如果我说,一个曾经谩骂鲁迅的作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您信吗?别说您,就是外行如我者也不会相信。然而,这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去年的"鲁迅文学诗歌     

诗坛巨擘 臧克家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首国人所熟悉的题为《有的人》的著名诗篇,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它的作者———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之一,99岁的臧克家老人,不幸于2004年2月5日月圆之夜在北京悄然离去。作为一位有很多诗作被广泛传诵的著名诗人,作为中国当代诗坛最长寿的长者,作为一位走过世纪的文坛巨擘,臧克家老人的辞世,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无限怀念。臧克家老人走了,他家桌子上的两座奖杯———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终身成就奖,虽然不能概括老人一生的成就,但还是能让人们感受到老人…     

五代泉州诗坛

唐末五代之际,中原及各地战乱频仍,而王氏兄弟所占据的闽中则较为安定。故不但外出应举游宦的闽士纷纷返乡,中朝士大夫亦多避乱入闽,从而使得闺中出现诗人词客荟萃的局面,并在重镇福州、泉州两地形成文学活动中心。五代后期,闽为南唐、吴越瓜分,但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占据泉、漳二州,保持独立,延纳士人,故彼时泉州的诗歌活动仍相当活跃。本文即拟对五代时期泉州的诗歌发展进行全面的考索研究。     

论乾嘉诗坛

乾嘉诗坛在诗论主张上主要是沈德潜格调派和袁枚性灵派的对立．康熙雍正以后,武装反清势力已被彻底镇压,对思想的■制更加变本加厉。格调派和性灵派虽然针锋相对．但两者都不触犯统治者的利益,故都能为清廷所容忍,这种诗论和乾嘉时代的朴学,以及桐城派的文论和稍后常州派的词论,都是同一政治气候下的产物。乾嘉时代诗人众多,沈厉袁赵,将姚黄张,可称乾嘉八俊,此外的诗人尚多,钱载及其秀水派,岭南黎简宋湘,亦各有特色。但总的成就平平．远不如顺治康熙时代。     

准噶尔问题与康雍之际西藏管理体制变革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联合青海和硕特部进军西藏,成功驱逐在藏准噶尔军队,西藏纳入清朝版图。事后清朝谨慎探索治藏政策,西藏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清朝深知西藏达赖喇嘛对蒙古部落的重大影响,因西藏长期置于青海和硕特部控制而无法直接管制,驱准保藏的成功则给予清朝难得的机会。为使西藏免于准噶尔的再次侵扰,清朝先是巧妙安排废除汗王制,打破达赖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汗王协同管理西藏的结构,代之以噶伦管理藏务直接对清负责,之后扶持康济鼐代清主政西藏。     

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

清代康雍时期两位帝王出于各种目的．都曾派遣特使东渡日本。康熙帝两次直接派遣官吏赴日．雍正帝起初授意沿海地方官吏雇佣商人担任朝廷特使,商总制度建立后,商总成为朝廷兼职使臣。这些正式和兼职使臣的历次出使活动影响了两住帝王对日本的看法,进而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近年的中国诗坛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开辟“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是办大学学报的一个创举，如今该栏目由于选题能够面对现代汉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精心组织专题探讨，发表质量高的诗歌研究论文，五年下来，已经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不仅该栏目受到诗歌研究界的共同关注，所发表的论文常被硕士、博士论文引用，而且为学术办刊的创新，提供了启示。     

洪亮吉和乾嘉诗坛

洪亮吉(1746—1809)是清中叶经学家、史学家、考据家,又是一位文学家。作为诗人,他虽然在当时称不上第一流的大家,但有理论有创作,并和乾嘉时期各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有直接、间接的联系。研究洪亮吉,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乾嘉诗风的主要倾向及其形成原因。乾嘉诗坛,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说嗣响未尽,袁枚倡导的性灵诗风盛极一时,而翁方纲又开出肌理一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洪亮吉的诗歌主张也留有各派的印记。提倡学古,以《三百篇》为最高境界,时见于洪亮吉的诗论中:“诗除《三百篇》外,即《古诗十九首》,亦时有化工之笔。”(《北江诗话》卷三)“余故谓魏、晋人诗,去《三百篇》未远。”(同上卷四)洪亮吉还自称“只我更饶怀古癖,溯     

2008年诗坛印象

以《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潮》等刊物为中心的2008年诗坛的突出趋向,是聚焦于悲喜交织的时代现实书写,注意培养和发掘具有潜力的诗人,在经验丰富的诗人身上打造经典品质,隐藏着对力量感的呼唤;但也有大量诗作让人感觉平淡,在艺术上缺乏明显的创新气象与撼人的冲击力。     

当下诗坛乱象之分析

当下中国诗坛整体生态环境呈现芜杂混乱之势,其在诗歌界内部主要表现为诗歌写作的＂随意＂与＂复制＂,诗歌批评的＂错位＂和＂失责＂,以及＂身份写作＂现象对诗歌正常发表、出版和评奖机制的扭曲和威胁。同时,＂内乱＂也容易导致来自诗歌界外部的各种干扰趁虚而入,从而给当代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蒙上一层阴云。     

诗坛才女成哈佛教授

已在异乡为异客,何不入乡随俗。诗意少年1985年,田晓菲年仅13岁,已出版两本诗集。经过北大英语系、心理学系、中文系老师面试后,她被特招进英语系。田晓菲的诗歌情结,源于从事文字工作的父母。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