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概念的几点认识

“黑龙江流域文明”概念的提出虽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研究实践却肇始于19世纪中期。中外学者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民俗学等多重视角对黑龙江流域文明进行探索,对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尤其是清代学人吴大潋、胡省三与曹廷杰关于中国东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其意义更为重大,如果没有这些学术积淀,今天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则无从谈起。     

史学园地又一奇葩——简评《华夏文明之源》

李绍连先生的《华夏文明之源》一书,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作,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掀开一读,颇开眼界。该书作者运用丰富翔实的考古和古籍资料,从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等多角度对与中国文明有关诸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探讨,立论新颖,富有创见,掀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篇章,是一部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专著。通览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民族研究的识异与求同

中国古代文献关于不同民族的记载,其由来非常古远.以近代学科形态出现.则1902年梁任公《新史学》、1906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已越来越明确民族史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民族学自19世纪中叶在欧美形成学科,1903年,林纾、魏易即将德国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t)的民族学由英译本译成中文,书名《人种学》,交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中国正式使用民族学的名称从1926年蔡子民先生发表《说民族学》到现在也有70年.当前,在中国大陆,将研究民族问题诸学科,统称为民族研究,已成为一个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问题理论、民族经济等诸多学科的学术部门.     

“东方主义”的亚洲想象

20世纪80年代,《东方学》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殖民话语和霸权研究领域的东方学视角。萨义德集中阐述了19世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想像,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也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观念。亚洲不仅在地理范围内属于东方,也是传统的东方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亚洲的历史文化、民族、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表述,西方以东方主义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话语权力构筑了亚洲的形象。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归宿

本文回顾了中国民族学科的积累、形成和发展历程,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建立发展的过程。上下三千四百多年浩繁的书籍记载的少数民族情况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资料积累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民族学正式建立并开始向中国传播时期;1926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逐渐开展,建国以来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中国民族学体系逐渐形成,但仍需不断建设和完善。     

金斯密《道德经》译介中的跨文化操纵

1899年,英国汉学家金斯密在《中国评论》上将《道德经》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为推动19世纪《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及西方学术文化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他在译介《道德经》过程中用西方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对原文实施了跨文化操纵。具体操纵手段表现为:文化意象替代、增添、删减和改写。     

古文字与古文明:二十一世纪初的认识和展望

当今学术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起源问题需要讨论 ,其中 ,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埃及古文明与中国古文明的比较研究中 ,可以说明 ,古文字的考释和研究对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具有关键作用。 2 1世纪初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讨论 ,这是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所在。     

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学术研讨"的研讨

文明是人性的存在内容,古代文明是古国心灵的律动.史学界对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研究中,遵循剩余→私有→阶级→国家=文明的模式,在这个直线上升的固定化模式中文明的实质脱离人而被转移为国家的存在;文明的起源渊于"剩余"而成为私有制的产物;文明的形成在于社会的分化而成为阶级争斗的结果.这个模式的"底线"是阶级矛盾,根本的问题是文明脱离了人.文明脱离人而将文明等同于私有制、阶级、国家,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会出现许多误断,也不能揭示古代中国文明起源的状况.文明脱离人,多元、博大的古代中国文明将成为单一的僵化的文明,充满东方人文情怀的文明将成为无人文意蕴的野蛮文明.呼吁史学家们从泛阶级论的无意识中走出来,用新的理念与情怀重新审视古代中国文明.     

民主在中国的谱系(下)

三、伦理革命与庶民主义 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体西用"论者来说,宪政只是一种从西洋文明引入的"有用的"制度,其作用是要保卫和保守中国文明之"本体",也就是所谓"保种""保国""保教".进入20世纪之后,原来意义上的"体用说"动摇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保种""保国""保教"的内在涵义,对民主的认识也逐渐从实用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     

中国古代礼俗形成和发展的民族学考察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以来,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方面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间有些东西虽有生吞活剥之嫌,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之作,尤其有些成果在理解和解释中国史前文化现象至少在方法上开辟了新的视野,使中国原始文化在向礼乐文化变迁的那些不为人所易察觉的轨迹能有所呈现,对此,我们有必要把中国重视文献和西方注重逻辑推理的历史研究方法理性、合理地结合起来用以研究中国的礼俗文化。     

论中华文明学的学术理论体系

中华文明应成为专门之学,其学术理论体系主要有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发展历程三个方面。中华文明学的基本理论至少应包括基本概念、主要特点、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等。中华文明应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方面的内容。龙山文化时代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序幕,夏代中华文明正式形成,...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及生态伦理功用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必须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以下诸篇文章 ,以文化基因为核心概念 ,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中华文明的起源特点和世界历史地位 ,并前瞻中华文明在新世纪如何实现现代传承和发展。王东从总体上概括了中华文明万年起源发展史上的五次辉煌 ,并提炼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文化基因 ;胡孚琛认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奥秘在于传统的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在新世纪要发扬光大 ,须走综合创新之道 ;刘军则认为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是连续性特征 ,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儒家的生态伦理智慧中 ;魏小巍将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并从符号学、信息学角度对汉字做了现代解读和阐释 ;李宏伟从评论张光直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得失这一角度出发 ,提出了续写马克思文明起源论“中国续篇”的任务。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下)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上)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介绍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的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则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但它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流与源的颠倒、反题与正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从中华文明看"史德"论的价值

"史德"论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史德"论是历代史家共同努力,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在大力倡导治史,弘扬中华文明的今天,把章学诚"史德"论当作中华文明的成果之一进行分析总结,做出正确的评价,并继承发扬其主体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河北北部文明起源新说

河北北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文明起源的特点以及生态环境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其最终融合于商周文化,亦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汇聚的这一文明起源理论。     

在学术与文明之间——关于儒家的一个概念分疏、历史考察与未来展望

我们既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出的推论自然也不同。根据学术的和文明的两种视角,可以将"儒家"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即儒家之学与儒家文明。今天,我们虽可以预言儒学的转化再生与创新发展,而且,儒家亦有可能参与对中国新文明的塑造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却不宜轻言定儒教为国教或儒家文明的全面复兴。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质、地位与形态阐释

生态文明的概念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至今,已产生了一大批新的阶段性理论和实践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新要素,相对其他要素文明而言,其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还处于生成阶段。理论建设尤其如此,生态文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是要素文明还是文明要素等热点、难点与深层次问题急需阐释和回答,或者是廓清。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儒家思想与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惰性反映——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谈起

中西冲突之初,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惰性反映,不少学人归之于诸如＂华夷之辨＂等儒家保守思想的束缚,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却向世人展示出儒家学说不仅不是拒斥西方文明的理由,反而可以成为理解与接纳西方世界的理论支点。中国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惰性反映还应从王朝的＂闭关锁国＂等政治决策思想寻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