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制研究的理论框架

地方法制的研究正在展开,地方法制相关理论需要加强研究.目前可以从四个视角来认识地方法制建设:中央与地方视角,突出地方作为法治国家组成部分的基础性地位;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视角,强调在立法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地方法制建设在新历史阶段的战略性角色:领导与合作视角,是对上级与下级视角的一种改造,强调中央在实现治理方式转型中对地方的依赖与互动关系;普遍与特殊视角,强调地方在遵守中央统一规范的同时,承担制度创新的使命.     

论地方法制的意义世界

法治国家建设需以地方法制为基础,地方法制意义世界发端于国家法律制度与地方习俗规则共生的环境。既已发动的各种地方法制(或法治地方)建设,于匆忙之间未及兼顾其意义世界。地方法制的意义世界根植于特定地方的生产、生活实践,在融合地方俗约惯习中寻求趋于良治的规则平衡。地方法制意义世界有独特的知识形式,有国家赋予的规范性程序,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具体的操作规则。从意义世界的视角切入进而完善地方法制的研究具有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的方法论意义,有助于厘清央地权责关系、形成法治社会和形成法治文化。     

法制现代化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评价一个社会的法制现代化程度,重要的是要考察该社会的法治水准。积极审慎地推进法律改革,乃是实现法制现代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要确立衡量法制现代化的标准,重要的是在历史经验的分析基础上找寻关键性变项。以法治为关键性变项的法制现代化,便蕴涵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判定标准：其一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其二是法律的价值合理性;其三是法律的效益化原则。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对于推动法制现代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具有先导性意义。     

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地方”的问题

葛洪义撰文《法治建设中的"地方"》指出,"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     

论中国共产党“法的观念”变迁的四个阶段及其折射的执政理念转向

如果以时间为经、以观念为纬来划分,中国共产党"法的观念"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理论及实践阶段、法律虚无主义阶段、法制重新起航阶段、法制向法治的转换阶段.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不同阶段的"法的观念"及其特征,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上的转变.     

论"法治广西"的构造

"法治广西"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法治的行政区域化,也不是"依法治水"、"依法治林"等的集合."法治广西"集中体现在广西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在法治国家实现过程中结合区情进行的制度创新,只是这种创新必须以国家制定法框架为界,遵循保障人权等一些公认的普适价值.建设"法治广西"要走自上而下推进与自下而上全面参与相结合之路.     

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法治××(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因此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影响法制建设的深层次的因素.十五大以来,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快速展开.然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建设却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传统法律文化固有的特征出发,与现代法制要求进行对照,发现差距,在继承和摒弃并举的精神下,探询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之路是当前我国法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西部开发促进法立法研究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5年来,中央与地方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地也探索出一些成功的模式。这些成功经验和模式为国家制定促进西部开发的法律提供了实践基础,制定法律的条件相对成熟。我们应当汲取外国开发落后地区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转变立法观念,坚持“西部开发、法制先行”的原则,尽快制定出体现区域特殊性,维护西部地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能够促进开发的强有力措施,开发与保护、开发与开放互促共进,提高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法律制度,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法治保障。     

道家"民间法"意识探源

道家法律思想以其对自然法的无限崇尚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值得注意的是,以"自然"、"无为"的观念为理论基础,道家的法律思想还孕育了最初的"民间法"意识.这种民间法意识表现为对国家法权威的否定和对民间法治资源的肯定.道家"民间法"意识的产生,是道家区别于其他理论流派的显著特征,也与道家所处的文化、时代背景有重要的联系.道家的"民间法"意识,对当今的法律理念、法学研究等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权能分治下的我国地方立法:法律与实践

在现行的立法体制下,地方立法因其既是中央授权的产物又要对地方人民负责而呈现权能分治的状态,但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因制度实践与法律规定的部分背离而使地方立法的权限与能力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法治框架下地方立法的权能问题就转换为如何在中央与地方间合理配置立法权的问题。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论"无为"观念的辅助性内涵

“无为”观念长期受到误解。“无为”观念与欧美的辅助性原则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应当重新理解。辅助性原则对于促进地方法制的学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无为”观念也蕴含着丰富的辅助性内涵,同样体现了在地治理原理、上级干预原理与分域治理原理等具体内涵。对它的现代阐释,可以促进地方法制学理的发展,促进地方法治的制度化、规则化。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司法克制下的法律解释

法律是一种不断解释性概念,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作为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学,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的分歧集中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近年来,司法能动备受学者书崇,但也常被误读或曲解;实践中深受法官青睐,却多为之所滥用,甚至被异化为掠夺和扩张法律解释术的武器。当务之急,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尊重并认真对待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审慎地建构裁判规范。     

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与局限

列宁的法治思想源自于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强调依法治国是俄罗斯近现代化转型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但是列宁的法治理念与诸位沙皇的依法治国理念的共同的局限性都在于法制不缺,但都不是作为保障民众自由的法治,而是作为统治阶级“改组社会的组织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法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实践:四直辖市例证

法治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地方实践形式。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对党的十八大后四大直辖市的法治实践进行比较,探寻共同经验和各自的亮点,可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提供启示: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应实现法治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创新国家治理需要及时将地方经验法制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同治理制度化,发挥媒体优势营造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     

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冲突及其完善

医疗损害是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疗行为对患者产生的不利益的事实。医疗事故是行政法上的概念,与医疗损害存在本质区别。我国目前关于医疗损害的相关立法在医疗损害的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等方面都存在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仅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不能成为解决医疗损害民事赔偿的法律依据。完善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方向应该是在理顺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协调其冲突。     

刑讯与法治：现代性视域下的提示性反思

现代性代表一种精神和理念,它不同于现代化和现代性观念。法治现代性不能因法治现代化而蒙尘,也不应被法治现代性观念所遮蔽。法治就是在现代性视阈下不断反思的法治现代性。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