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植赠送诗看其前期的政治处境与思想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以才见异”,深得其父曹操的赏识与宠爱,曾多次考虑要立他为太子。建安十六年封为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菑侯。他的从建安九年到二十四年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邺中度过的,平时多与邺下文人过着宴欢游乐、诗赋唱和的生活。后期,由于前期有几被立为太子的问题,受到曹丕与其子曹睿政治上的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后期创作的悲剧性

曹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一生却坷坎不平,饱经辛酸,“抱利器而无所施”,抑郁而终。这种不幸的遭遇,对于一个在政后上积极进取、欲有作为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不幸的人生经历,使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前期创作相比,竟判若两样。诚如前人所论:“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诗文怫郁”等等。可见,曹植的文字创作并不尽是“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他后期的大多作品包含着他心灵深处巨大的哀痛,展现着他悲伤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剧性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     

曹植《髑髅说》之创作时期考辨

学界对曹植《髑髅说》创作时期之判定,可谓众说纷纭,除未定者外,举凡前期及后期皆有学者主张,然而无论主张前期或后期之学者,其论据皆颇为不足,因此诸说皆难惬人心。对曹植本文创作时期之推估,笔者以为其关键在于对曹植本文最末段文字所显现的生死观的理解,因此推估本文创作时期即以此为核心,并配合对《髑髅说》上下文连贯性之理解、曹植思想中诸家杂糅的倾向、曹植后期困顿抑郁的精神生活、“生之欢乐不下于超越性世界”观点的有无,以及《髑髅说》与曹植前期作品《辨道论》相类的反神仙论辩手法等分析角度,推估《髑髅说》当属曹植前期的作品。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吗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历来人们把曹植看成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诗人。钟嵘《诗品》称曹植为“建安之杰”,说他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譬人伧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谢灵运更激赏曹植的才气:“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其它赞赏曹植及其诗歌的评语,如“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卷三)、“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张戒:《岁寒堂诗话》)等等,比比皆是,俯首可拾。从现在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对曹植的评     

三曹三辨

本文对于钟峰《诗品》及以往文学史著作中扬曹植贬抑曹操、曹丕的评价进行了辨析，根据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四言诗创作、曹丕的文学思想及其各种新体诗创作、曹植在逆境中的发愤为诗，认为曹操诗以气胜，有英雄气；曹丕诗具唯美倾向，有公子气，文士气；曹植诗则有郁结不散的不平之气。又进一步指出：冲决儒家思想的桎梏，气夺群雄而开一代新诗风，此功非曹操莫属；开导文学自觉意识，发展新的诗歌文体，当是曹丕的不朽业绩；以其特殊的境遇而创造了领袖一代的杰作，则要首推曹植了。曹氏父子，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全方位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向前发展，后人应对他们作出不失偏颇的全面评价，才是公正的历史态度。     

三曹休闲之探颐

三曹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之余,有许多值得玩味的休闲方式。诗文述志是曹氏父子的休闲方式之一。“志”对于曹操来说是济世之志,对于曹丕来说是追求人生的不朽,对于曹植来说是诉说人生的种种机遇。游宴娱心是曹氏父子的另外一种休闲方式。曹操在游宴中不忘抱负和政治炫耀,曹丕则在游宴中享受人生的快乐,而曹植在其游宴活动中,更多的是附和之作。饮酒也是三曹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对于三曹来说,酒能见智。曹操饮酒、献酒、戒酒、劝酒,拿捏很有分寸;曹丕对酒理性把握;曹植则“饮酒不节”。汉代社会滑稽、俳优等娱乐活动非常盛行,曹操的滑稽体现的是真率,曹丕体现的是风范,曹植体现的是才华。在养生观上,曹氏父子都推崇顺应自然之真。在其他的休闲方式上,曹操体现的是通才,曹丕体现的是享乐,曹植体现的则是文人雅致。     

论郭沫若对曹丕、曹植的臧否

曹丕、曹植均为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二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历代评价不一,崇植贬丕乃为主流。郭沫若先生认为历史上对曹植的评价过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历代评论家们不符合实际的言辞造成的。曹植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乐府和五言诗方面,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建安文人共同促成的,他的文章中的华丽词汇并不能说明其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与曹丕文章中所蕴含的关心民生疾苦的感情是无法相比的;曹植虽然聪慧过人,但其放荡不羁的性格影响了他的政治前程,而把这一切归咎于曹丕的陷害是不正确的评判,性格的差异和行事作风的不同才是二人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郭氏将二人的文学成就、政治成败与人物性格相联系,不仅促进了对曹氏家族问题研究的发展,也对魏晋士族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原是东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史上所谓建安文学,时间范围稍广,指曹操、曹丕、曹睿(所谓曹魏三祖)当政的一段时期,即汉末魏初。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和党锢之祸,沉重地打击了提倡儒学的豪门世族。后来曹操尚法术,曹丕慕通达,都不重儒学。曹操、曹丕、曹植、曹睿等都爱好文学,不但自己大量创作,而且手下招集了许     

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

曹植的“杂诗”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曹植诗歌研究的薄弱环节。他的“杂诗”由于其环境、思想及感情发生变化的原因，其表达方式由前期创作的外向表现逐渐走向了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了孤独。他的悲剧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对后世，特别是正始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吴质在丕植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双重身份

吴质虽出身寒微却想出人头地,才学通博而不甘为文士,足智多谋又飞扬跋扈,他应时而动,虽遭贬谪,但终被封侯。他在与曹丕曹植的交往中,是曹植的文友,是曹丕的心腹与谋士。因此,他在丕植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具有双重身份。     

曹植美学观初探

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人们对曹植的生平事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论述已是洋洋大观,但对其美学思想方面的探讨却寥若晨星。诚然,曹植没有系统的美学理论,也没有先秦诸子那种闪烁着美学光辉的哲学论著,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他自然具备着审美意识和审美修养,他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审美的历程。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本文拟从其创作入手,就曹植对个体人格美的推崇和追求、“雅好慷慨”的审美情趣、文质并重的创作原则三个方面,对曹植的美学观作一些粗浅的探索,以此就正于诸专家学者。     

三曹的个性特征及散文风格

“三曹”是建安诗坛的主将,也是建安散文的重要代表。他们的散文创作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都具有一种“通脱”的特征,但由于他们的经历、性格、气质都有所不同,因此在散文创作上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本文从“三曹”的个性特征入手,具体地论述他们在散文创作上的不同:曹操的冷峻峭拔,曹丕的平和儒雅,曹植的情浓气盛,并指出个性对形成他们散文风格的重要作用,从而肯定他们对建安散文发展的极积贡献。     

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南北朝以后，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基本是抑兄而扬弟，甚而谓曹丕“去植千里”。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更在“三曹”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丕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建安风骨”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曹丕诗歌则反映了“建安风骨”的另一个侧面。     

浅谈曹植前后期诗歌的不同风格

曹植是建安时代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散文、辞赋、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钟嵘《诗品序》说:“陈思为建安之杰。”唐朝诗僧皎然《诗式》说:“邺中诸子、陈王最高。”都给曹植的诗歌作了很高评价。曹植现存诗八十多首,五言体是最主要的形式。他的诗作抒写了追求建功立业的理想,记录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曹植的一生以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主要生活在邺城,     

曹丕乐府诗小议

曹丕是建安时期众多作家中较突出的代表。他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一起为建安文学的发展,为创立“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作了不懈的努力。曹丕诗作传称有《典论》五卷、集二十三卷。钟嵘《诗品》称其诗“则     

论曹植的怨妇诗

本文所论述的“怨妇诗”是指曹植的诗歌创作中以“怨女”、“思妇”、“弃妇”为题材的一类诗。曹植的这类“怨妇诗”的创作,既继承了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又具有其自己的独特性。由于曹植“怨妇诗”的鲜明特点,使他的“怨妇诗”产生了它所特有的审美价值,从而促成了政治抒情诗与“怨妇诗”的合流。然而,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女性主体地位的消解。     

曹氏父子文学功用观与文学自觉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时期.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不仅重视文学创作,而且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对文学施加影响,催生了建安风骨这一文学审美风范,实现了文学自觉.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闻一多是如何成为民主战士的

朱自清先生很早就十分明确地指出:“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闻一多全集·朱序》) 是的,诗人、学者、战士这三重人格集中于闻一多一身,只不过因时期不同或隐或现而已!他一生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变:由以美为艺术核心的追求者变为所谓不过问政治的学者,再变而为狮子吼的民主战士。这个过程可以用图表作如下表示:     

《剑南诗稿》中所见陆游的创作主张

南宋时代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创作,为后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诗篇,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品特别丰富的一位诗人。 陆游在创作上的多产,同他所处的江山破碎的时代以及个人的生活遭遇有关,也和他在创作上呕心沥血的耕耘紧密相联。陆游歌唱了一生,特别是到晚年,国破家艰,他却自励不息,诗情有增无减:“损食一年犹可键,无诗三日却堪忧”“我老已无明日计,心存犹惜寸阴移”“诗人要疏瘦,三日愧膨(月享)”“老人无日课,有兴即题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