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秦汉林业职官考述

秦汉时期的林业并非由专门的林业机构管理,而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林业职官分为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林木种植和木材利用四类。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     

宦海沉浮徽州人

最近笔者见到一部清嘉庆年间的《搢绅全书》即“搢绅录”,搢绅录是记载全国范围职官名录的专书。它始源于南宋《班朝录》,明代已有之,清代则广泛刊刻。有官刻与坊刻之分。官刻本又分二种。由吏部刊刻的按先京官后外官的次序。开列文职官员品级职衔、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等,称为《爵秩全览》。由兵部刊刻的武职官员名册称为《中枢备览》。     

宋朝制置使考述

制置使之设始于唐代,到宋代成为一个普遍设置的重要职官,其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通过厘清制置使的发展脉络,可以深刻地了解两宋时期职官制度的若干特点,制置使性质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与南宋不同的时代特征.     

辽代宣徽北、南院探讨

关于北、南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官设置时间,系于会同元年甚为妥当。宣徽院不是契丹本族政权机构或职官体制中所固有的,而是吸收、改造唐朝、五代甚至北宋的有关制度设置并逐步完善的。北面朝官系统中,设宣徽北、南院,官设"北院宣徽使"、"知北院宣徽事"、"北院宣徽副使"、"同知北院宣徽事",宣徽南院设官,与宣徽北院只有"北"、"南"之别。宣徽使承担"御前"各类事务,辽代宣徽使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带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在军事及其它相关事务中也充当一定的角色。辽代对宣徽使的铨选没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由低位向高位,由南院向北院,由其他相应级别的职官迁调至宣徽院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线索。     

明代文职升迁述论

明朝的文职是一个等级序列。等级的构成及前后变化,典籍中或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升迁是职官等级关系的具体体现,以升迁作为考察文职等级的参照,或可裨补阙漏。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正方家。把文职看作一个等级序列,所谓升迁,即等级的改变。明初“设官,以品秩为上下”,等级的构成比较简单。其后,等级的确定日渐繁杂,但品秩仍是最基本的因素。所谓品秩的确定日渐复杂,指其他各种影响的加入,如职掌轻重,居官内外等,于是有同品秩的升迁或高品秩官向低品秩职官的升迁,这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以品秩为上下”的等级规定的修正和冲击。     

古代图书管理机构——秘书监

秘书监是构成我国古代的职官制度之一,是我国古代主管邦国经籍图书的职官设施。它在我国古代官府藏书的收集,整理,编目和利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保存在官府或宫廷。远在周代时,史官是典籍文献的职掌者。秦代时,则有御史、博士执掌典籍文献。这些职官的设置为秘书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东汉时,为了适应官家藏书不断发展的需要,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第一次设置了总管汉代藏书的机构——秘书监,并规定秘书监设官人数,职责和隶属部门。“秘书”之名即掌管禁中图书秘记之意。这是因为古代典籍源于官府的档案,文书、法令,秘记。并作为机密典藏皇室秘宫。在三国时,封建割据的魏、蜀、吴都按照东汉的职官设置各级官吏,秘书监的设置也被继承下来,魏文帝曹丕就曾经设置秘书监掌管艺文图籍之事,还增没秘书监的职官。晋代,秘书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秘书监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除了典掌图书文籍外,还从事著作之务。南朝时,宋、齐、梁、陈四代都因袭旧制设立秘书监掌管文化典籍。     

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转变

宋元以降,朝廷常于提举盐事司或都转运盐使司之下设立分司,诸分司上承总司,下抚各场,是各地盐司衙门的中层机构。分司之设始于宋金对峙,以催督税款为职任。元代中叶“立仓纲运”制度实行之后,建仓设衙,分司总收总支,实现了由常川巡历到坐衙办公的转变。明代分司的职设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实至虚,再由虚至实的变化过程,分司角色实现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的转变。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的转变既因职官制度的演进,又因盐场管理架构的调整,更因灶户生产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分司身份的转变过程与盐政管理逐步地方化、盐场与地方社会渐趋融合、民灶身份日趋混同这三种趋势互为表里,这也反映出历代王朝对于盐场社会治理能力的逐步演进。     

中书省始设于魏

中书省之始置时间,新版《辞海》、《辞源》及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等均说魏晋始设。此乃沿用《通典·职官三》的“中书省”条的说法。这种说太过笼统,究竟始置于晋还是始置于魏,有必要弄清楚,以保证释文的准确性。据《晋书·职官志》说:“……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又说:“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可证中书省始设于魏。     

中国县官制度沿革述略

中国历代都非常注重县官制度的建设,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县官自春秋战国产生以来,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其品级也因辖区的大小和治理的难易而有高低之别。它的职掌包括教化百姓、听讼断狱、劝民农桑、征税纳粮等方面。古代县官的选用主要靠荐举和科举,近代则有考试验定和任命,任内还要通过定期的考绩予以提升或黜免。由于县官是“亲民之官”、“父母之官”,因而在国家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整个吏治的明暗。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通过不同层次的考试可以获得相应的功名,并授予官职.这样,儒家与权力建立起联系.由于选拔制度的单一性,也使古代的教育制度成为科举制度的延伸,并保证了儒家经典的传播.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儒家的制度化体系得以建立和运转.     

唐代的检校官

从实履其任和假借官资两部分入手讨论唐代检校官的任用范围、任用性质和意义,可以看出实履其任的检校官盛行于至德以前,内外诸司五品以上的特殊任用形式一般称为检校,性质相当于试用和权摄,待遇略低于同品正官。假借官资的检校官盛行于至德以后的使府中,虽不职事,但可据以累计官资,获得章服、班序和薨卒辍朝等特权。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     

论古代中国免官复叙法的实践与经验

汉代以来,免官复叙便被经常使用,但随意性强,尚未形成定制.魏晋南朝之时,律法仅对免官的禁锢期进行了简要的规定,但形同虚设.直至北魏,将免官三载而降阶复叙定为常法,但仍旧简略.唐律增加免所居官条,免官复叙之法仍从北魏,并无显著变化.宋代官制繁杂,复叙种类之多,独自成体系的叙复之法形成.免官仅作为附加刑使用,免官复叙不再单独规定.待至明清,免官作为附加刑的地位得以改变,行政与刑事处罚有所区分,免官复叙之法体系渐成.免官复叙法的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有一定的制衡效果,同时也维护了古代官场的道德水平.     

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

秦汉时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之需,迅速而大量地培养出办理官、民事庶务的吏员,便成为政府急切之要务。因之,此时学吏、训吏之风亦随之大盛。学吏、训吏必有教材,而且政府还统编过训吏教材。秦汉学吏教材的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民间庶务应酬知识等4种。睡虎地出土简书10种,除文字极简略而量少的《编年记》之外,其他9种全部切关吏事,乃是研习吏事比较完备的教材。     

清代皇权推动下“官箴书”的编撰与传播——以《钦颁州县事宜》为例

作为清代“官箴书”的代表作品之一,《钦颁州县事宜》一书在内容上基本涉及到州县衙门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权威性的“州县指南”.该书是在雍正皇帝的积极推动下,由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编撰而成;并经雍正审定后,谕令刊刻、颁发给全国的州县官员,是典型的通过皇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官箴书”.这既与雍正厉行整饬吏治的意图有关,也与他希望藉此弥补州县官的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之不足有关.在皇权的力量之下,《钦颁州县事宜》不仅传播范围广泛,而且在清代的州县行政与司法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论唐代贬官的迁转途径

唐代官员因犯有过错被降职或远遣后,经过一定期限或遇赦仍有迁改官职的机会。但由于贬官身份、官资的特殊性,政府对他们的迁转途径进行了限制。唐前期,朝廷主要通过征召与考满改官的方式来恢复贬官的官资;唐中后期,征召、量移改官是贬官迁转的主要途径。在迁转贬官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对人事权力的控制日益加强的特点。     

清代国子监行政官员选用制度述评

清代前期,对于国子监行政官员的任用制度屡有变化。管理监事大臣一直由皇帝特简,满汉祭酒一般为科甲人员,但亦有例外,由上级官员推荐后经皇帝钦定。司业作为祭酒的副职,满员、蒙员、汉员的铨选制度颇有差异,亦须由皇帝选用。监丞、典簿等中下级行政官员则由吏部铨选产生。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