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投入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

基于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深入探讨公共教育投入影响居民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够使低收入群体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更多,进而从总体上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各级各类公共教育投入都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但是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不同,其中：基础教育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分配,特别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助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高等教育投资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推进创新发展的方式,更有效地提高个体收入,促进经济增长。     

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性评价———基于 DEA 和 CCR 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

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漠视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政府不断调整经济政策,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维持着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忽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过对31个省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出口贸易额、农林水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医疗卫生、教育支出、科学支出、文体支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差)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反映政策有效性的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1999—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这12年来,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社会资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分析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会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无共识。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截然相反。前者对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农民自发组织、发展正规专业的社团组织等社会性力量,对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现实意义。     

收入分配与个人努力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并没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现存收入分配政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有些学者认为,确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几乎都围绕着收入分配平等与否来展开。换句话说,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将从收入分配与个人努力程度的相关性的角度来阐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发展和城市化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而经济增长和失业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为了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资源应该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倾斜;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降低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劳动力转移障碍、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互补性技能约束的视角

西方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由某些共同因素决定.1978-2012年中国的时间序列分析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散点图显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转移障碍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反向作用导致的.基于存在劳动力转移障碍的统一增长理论研究验证了经验结论,结果发现劳动力转移障碍导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技术进步导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中国当前应加快互补性技能培训的公共教育体系形成,以有利于破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并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     

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影响的分析

本文根据广东城镇住户抽样调查资料和CPI调查资料,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对广东城镇住户不同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看,物价上涨使城镇不同收入层次(按五等份分组,下同)居民的消费支出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但低收入层次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普遍高于其他收入层次居民;从长期看,物价上涨对城镇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其中使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支出增加,而使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支出减少.但是,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影响最大,其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均高于其他收入群体的支出增长幅度.     

帮扶模式、帮扶周期、帮扶力度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低收入人群的稳定增收仍是关键。对低收入群体帮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帮扶模式的多样性、时间的持久性与投入的强度等决策是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非对称地影响低收入群体增收。实证研究表明,帮扶模式多样性诱发的复杂利益博弈,造成规模经济效应减少、寻租机会增加、低收入群体增收潜力受损,间接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帮扶持久性易产生帮扶政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刺激低收入群体“等靠要”,激励社会“精英捕获”,进而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帮扶投入强度低弹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制定政策以应对帮扶模式过度多样化、帮扶持久性失准和帮扶投入失衡问题,重点推行政府代缴新农合、政府代缴新农保、产业帮扶、耕地保护补贴与生计补助等帮扶模式,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顺利实施。     

污染外部性、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选择──基于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

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增长模型的构建,可以系统地分析在污染外部性约束条件下,家庭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力机制,揭示政府环境政策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模型结论表明:第一,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污染减排支出弹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条件.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与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高,环保意识越强,则稳态增长率越高;反之,休闲意识越强,或污染的产出弹性越高,则稳态增长率越低.第三,政府环境政策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与环境效应.     

中国益贫式增长与财政支出--基于省际 PEGR 指数的实证研究

首先通过计算中国1985—2012年的 PEGR 指标分析了中国的益贫式增长状况。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但同时收入不均等状况也恶化了,这降低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随后利用1995—2006年中国15个省市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各项财政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发现：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降低贫困人口为目的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缩小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为目标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收入不平等、制造业生产要素结构与产出增长

基于中国2004-2018年20个省份1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构建省际—行业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行业生产要素结构,即收入不平等对物质资本依赖型行业、人力资本依赖型行业和技术依赖型行业的产出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第二,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生产要素结构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均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长期与中期和短期的影响效果不同。第三,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因收入水平而异。低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负向影响,高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省份的负向影响明显大于对高收入省份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3—2007年重新估算的面板数据

城乡分组变化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利用控制分组不变的测算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再检验,并比较与统计值的差异。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在最近一个时期对估算值的影响有所改善;劳动力流动的确降低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居民身份转换是统计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对两类收入差距指标都起到部分缩小作用;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经济开放、所有制结构、支农支出和教育等从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一些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如财政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两类指标都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减贫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群体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可使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降低1.95%；对于不同健康水平人群，自评健康状况越差显著性越强，即减贫效应越高；对于不同地区，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的样本政策效应更好，中部地区政策效果相对较弱；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低收入群体效果最好，中低收入群体其次。由此提出应对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的群体有针对性的倾斜、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及构建完备的大病保险监管机制等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支出视野中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具有分层结构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两水平统计模型重点考察了农村公共支出对9省(区)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子女的属性变量后,代际收入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省(区)间公共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同时表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较弱。建议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应进一步考虑优化公共支出结构,从而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     

物质资本和人力积累过程中的公共支出政策——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引起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均能促使经济增长内生化.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隐含着极为重要的公共支出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可以通过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知识积累程度和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教育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

将教育引入到Sundrum(1990)提出的计算不同人群分组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分析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和压缩效应;并且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都呈现倒U型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先增加后减少,不能因为短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低收入群体,就将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教育的增加。模型表明,即便中国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减少,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因素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压缩效应,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因此,长期而言教育水平增加不仅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