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谷渔阳骑兵在刘秀争战中的作用

两汉之际,河北地区是各种势力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绿林军更始政权、割据势力王郎、源生于山东赤眉的铜马农民军诸部,皆曾在河北角逐。从公元23年十月起,刘秀奉更始帝刘玄之命“持节北度”,也开始了对河北地区的争夺。后来他正是凭借着河北的基础,取得了天下,建立起东汉王朝。故明末史论家王夫之论曰:”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业定。” 刘秀的取得天下靠河北,而河北地区之得,又得力于上谷、渔阳两郡和幽州地区,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欲就此作一论述。 1 刘秀是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到达河北的。当时,刘秀的哥哥刘缤在绿林军内讧中被杀,刘秀自己也很孤立,一些旧部都不敢再与他接近,“宾客多去者”。刘秀的进入河北,实际上正如耿纯所说的,是“单车临河北”,手中并无太多的军队,完全靠他政策正确和作为深得人心来打开局面。 刘秀到达河北不久,适逢王郎割据势力在邯郸崛起,从公元23年底至24年初,“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而靡”。当刘秀从邯郸北行至蓟(今北京市)时,王郎移檄通缉,捉获者封以十万户。同时西汉皇室广阳王刘接又“起兵蓟中以应郎,城中扰乱,转相惊恐”。这就使刘秀更加狼狈。《后汉书·光武帝纪》形容当时刘秀的窘态说:“于是光武趣驾南辕,层夜不敢入城邑,舍食者道傍”。此     

论任尚

<正>任尚,是东汉时的一位军事将领,在经营西域与平定西羌的过程中、超过一定的作用。我们在研究西汉西北民族历史时,有必要考查一下这个人物。 一、崭露头角 东汉一朝,国威不振,在其政权建立之初,豪强地主就疯狂地兼并土地,出现割据状态。但毕竟在前期,东汉政府所采取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还能对豪强地主实施一定的限制。自章帝以后,开始出现了外威宦官执掌朝政的局面。窦太后临朝,“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邓太后执政,邓氏一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开始膨胀,他们“手握正爵,口含天宪”,威权竦赫,震动郡县。这“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得了他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 东汉中后期,政治进入黑暗时期,统治阶级日益荒淫腐朽,皇权旁落。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相互争雄,“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其党徒典据州郡,贪赃枉法,“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再加上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大批农民失去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东汉的迁都思潮及其影响

东汉前期,伴随“以关中治关东”传统战略的逐步转变,关中地主集团为维护其根本利益,迅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迁都”思潮。这股思潮,不仅挑起了秦汉以来两大地主集团的再次斗争,而且对东汉的上层建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尚有必要。一建武元年六月,刘秀于(高阝)即位,建立东汉。十月,降更始将朱鲔,东驾入洛阳,遂定都洛阳。由于此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东汉建立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支柱又是以南阳、颍川、河北为主的关东豪强地主集团,因此建部洛邑是形势使然。然而随着天下的渐趋统一和秦汉以来“以关中治关东”传统战略的逐步转变,关中地主集团便日益显露出不满情绪,纷纷要求朝廷西顾,迁都旧京。特别是占据长安后朝廷的屡次西巡、西京园陵宫室的诏勅修建     

刘秀收拾世道人心的治道及对当代领导者的启示

在两汉交替时纷扰复杂的局势中,刘秀脱颖而出,成为光复汉室的英雄,开创"光武中兴"的帝王,这与其领导智慧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刘秀懂世道,明白人心。人心齐,泰山移。当前,总结和分析刘秀获取人心的领导艺术,对于各级领导者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断匈奴右臂”战略与汉朝西域经营

"断匈奴右臂"是汉朝国家战略的相关认知或欠准确,"表河西,列四郡"不等于战略实现,仅是初步环节,经营西域关系其能否彻底落实。"取三十六国"、掌控塔里木盆地,重创匈奴西域势力,但与乌孙"结为昆弟"东西攻逐匈奴出天山北路,方是战略关键。天山北路是匈奴掌控西域的孔道、联通中西亚的重要商路。武帝时,霍去病、李广利、马通进兵天山,宣帝时,"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明帝时,窦固等"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应视为根本上的战略践行。安帝以降,汉廷"欲闭玉门、阳关""欲弃凉州",西域经营发生转折,"断匈奴右臂"战略无从实现,"西州"参见薛小林:《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7～16页)、《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第46～53页)。势力兴起更给国家内政带来负面影响。汉朝在东北边疆,有"断匈奴之左臂"战略。元狩二年,霍去病"逾居延至祁连山",四年,"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兵锋先抵天山、再达兴安岭,体现出武帝朝欲断匈奴两臂,凭借西域、东北合围蒙古高原游牧族的宏阔的整体战略规划。     

"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

两汉边防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汉是积极的扩张,东汉则消极退让,西汉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移民实边,东汉则是不断地内徙边民,东汉以后北方民族问题实肇因于此.究其原因固然多样,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国家政治一改西汉的文武并重为尚文轻武,地方长吏在理论上虽然有戒备边防、教民以战的责任,但在实际上不懂军事、更轻视军事,法定的军事训练任务名存实亡、吏民军事素质低下,军功更丧失其激励效用,既无西汉向北"扩张"的意识,也无"扩张"能力,而只能内徙边民.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政策因素对两汉西域经略的影响——以龟兹为例

龟兹作为西域的绿洲大国,在两汉与匈奴的西域争夺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西汉时与汉友好,学习汉礼仪制度,而东汉时,则成为在匈奴支持下阻碍东汉统一西域的主要势力。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两汉对西域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汉王朝自始至终对西域保持了较为有效的统治,而东汉一朝的西域经营表现为"三绝三通"的状态。究其原因,固然与两汉王朝各自的国力强弱不同有关,但不同的西域经营策略不能不说是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试论东汉凉州流民问题

东汉时期由于凉州境内诸羌屡叛,自然灾害频发,边将边吏的暴虐昏聩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使得凉州流民问题几乎与东汉一朝相始终.凉州流民问题的严重化给东汉西北边疆的政治、军事形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刘秀退功臣的方式考察

本文进一步具体考察刘秀退功臣的方式,认为刘秀很早就注意对功臣加以控制,并在军事上加强集权,倡导偃武息兵,在经济上和荣誉上给功臣优厚待遇,通过与功臣的长期相处,最终以主要功臣了解刘秀的意图,表现出远离权势的意愿,而刘秀了解功臣想法,顺势剥夺掉功臣官职。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含蓄美学观的历史发展

含蓄是诗艺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吸引人的地方。刘勰对隐秀的研究,打开了人们对诗艺作更深、更广思索的闸门。孔子所说＂举一反三＂和老子所倡＂大音希声＂,是隐秀说的滥觞。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则是将含蓄说与西方文论进行融通研究所提出来的更具有时代意义的崭新成果。隐秀说涵盖了原创者的一次创造和鉴赏者的二次创造,是两者融合的产物。     

刺政、舒愤与唐代怨诗

"诗可以怨"具"怨刺上政"和"舒心志愤懑"两个向度,虽正统思想重在"中和",但钱钟书先生仍指出了经学家的异端看法,列举出从何休以来刘勰、钟嵘等人对"可以怨"思想的发展。而韩愈对怨诗的肯定,可看作是唐代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白居易所论也与之相辅。若不包括讽谕诗及宫怨、闺怨等诗,因唐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活及所行制度,使得怨诗有了各自的生成机制。唐人的怨诗主要可分为四类:怨战、迁谪、落第、离别,它们多是以真情动人的好诗。     

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

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辖10县;新莽时期,朔方郡及属县仅是名称有所变化;东汉光武年间朔方郡曾被撤销,后复置,辖6县;东汉朔方郡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撤销。两汉时期朔方郡的建置沿革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民族关系密切关联。     

《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探微

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淮南子》一书论及天文地理、兵略治术、人文自然等,对《淮南子》各篇中论及音乐的文字进行探究,从而归纳总结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成因和儒道思想相融并争、矛盾统一的特征体现,以及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解休谟问题

从“是”能否推出“应当”的休谟问题,经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论证,变成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休谟法则。对此也有西方和我国的研究者不予赞同。可他们的立论大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依我之见,休谟问题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应当”不是由于有“是”,而是由于有“可以”才被提出的。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