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在时间方面的规定性按照以下过程展开:将线性时间意识引入叙事;由此,这一时间意识内含的进步信念得以确立,并在叙事中表现为强烈的时间焦虑;进而,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超越时间的目的。“十七年”文学的上述意识逻辑使之深刻参与了单向度革命社会的建构过程。     

十七年东北文学论

十七年东北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时代的波峰浪谷 ,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背景下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 ,并在现实主义叙事、北大荒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创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七年东北文学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有机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审美底蕴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书写

十七年文学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面貌,反日常生活是其主导的书写方向。从人物形象的建构到生活空间的营造,从对性别的想象到对物质的阶级属性的归类,这一时期文学建构意识形态化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策略是全方位的。不过,在政治允许的限度内,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书写,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而且也意味着文学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书写可以对政治的构造起到反作用。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咏史词散论

文章作者以史家之眼光 ,文学之角度 ,剀切阐明了中国古代“咏史词”在其开创、形成、发展过程中 ,如何借“咏史”以“咏怀” ,对历代兴亡、可歌可泣之人和事做了历史地艺术地评判 ,供人欣赏、借鉴 ,给人以启迪。     

孔子死亡观刍议

孔子重生不重死，他说：“不知生，焉之死?”实际上是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在鬼神观念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孔子既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也没有像后来的墨子那样明确肯定鬼神的存在，但他相信天命，仍然是唯心主义者。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的性命之辨及其内圣走向

有见于主体在外王实践中的相对局限性,孟子通过辨析“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复杂关联,完成了对性命之辫的宏观划界工作。与此相比,孟子以知命／立命为内涵的“哲学整合工作”就更为关键。原因在于,惟有以内圣统摄外王,活生生的道德实践主体最终才能以主观能动性内在地超越相对局限性。     

安徽社会科学60年启示录

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安徽社会科学走过了不断前行的60年。这60年,呈现的是不同凡响的阶段和特征,蕴含的是发人深思的经验教训,更启迪昭示着我们：在一个注重文化自觉的国度和人文资源丰厚的省份,安徽社会科学需要也应当有更大的作为。     

当代西方主流教育领导理论的发展及述评

对当代西方教育领导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和回顾,对其发展历史及其研究框架进行了分析。教育领导理论始终是伴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不断借鉴和吸取企业领导理论的养料来丰富完善自身的发展。教育领导理论发展迅速,理论种类繁多,但研究中依然存在着某些“盲点”。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教育领导理论对学习效果与改进学校管理的贡献很少得到验证。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仍显稚嫩,尚有很多空白,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     

陶渊明隐居及其思想再评价

陶渊明的隐居有深刻批判社会的意义。陶渊明的隐居是建立在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情极其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是从官场回到丰富的生活中来。陶渊明把劳动看做是人与自然保持一体化的途径。陶渊明辞官归隐 ,也是深知官场禁锢自由、戕害人性而厌弃功名的结果。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委运乘化、随顺自然的思想 ,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     

《恒先》三题

在新出楚简《恒先》的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学界目前对“恒先”有两种解释 :终极的先 ,还是道的别名。笔者赞同把“恒先”理解为终极、绝对的“先” ;而认为“恒先”不等于道 ,当然也并不与道无关 ,它是对道的属性的一种描述。二是关于朴静虚三个概念。这朴静虚 ,也是对恒先之时的一种描述 ,而并非等于道本身。从一种角度看 ,那时是静的 ;从另一种角度看 ,那时是虚的。将静虚二者合言之 ,又可以说 ,那时是朴的。三是《恒先》不像马王堆帛书《道原》明白地指出“道”之为“原”的本体性 ,也不像郭店楚简《太一生水》那样描述万物又“生”又“成” ,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自生” ,表现了中国哲学将宇宙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统而言之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