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匠户户计研究——元朝“诸色户计”研究之二

“诸色户计”,是元王朝将全国的人户以职业、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划分为数十种户计的户籍制度。它随历次的籍户、括户而逐渐形成。各种户计分别被登录在籍。无论何种户计,一旦被签入籍,就成为世代相袭、不得任意变更、不得脱籍的世袭户计。 最早的籍户,是太宗窝阔台七年(乙未年,公元1235年),“下诏籍民”形成的“乙未籍”,以后又有宪蒙哥时期“又籍之”的“壬子籍”(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这是元朝建立之前,最主要的两次籍户。到世祖忽必烈即汗位之后,又曾几次括户、籍户,到平南宋之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完成了全国的户籍登录。     

元代系官工匠的身份地位

元代系官匠户是官府局院的主要劳动者,在法律社会地位上,他们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人户一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事有与其他人户一样的法律地位.虽然在应役的具体环节上与其他人户有很大差异,但仍不能把他们视为低于凡人的"驱口"与工奴,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征调匠役、均衡徭役需要的特殊安排.其次,在经济地位上,元代有相当一部分系官匠户,除在官府应役之外,可在一定限度内,从事独立的生产经营,如种田纳税、开张店铺从事手工生产,这些表明他们拥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不过,随着元代整体生产关系的倒退,工匠的人身束缚比前代还是大大加强,所受的奴役程度也大大加深.     

清代匠籍制度废除述略

明代因袭元制,对手工业工匠实行匠籍制度。清初明令废除匠籍制度,实是一大改革,这对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兹据史料对清代匠籍制度废除经过作一考述,以供研究清史者参考。有人认为:“清初继承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征之史籍记载,并不尽然。这个问题得先从明制谈起,明代匠籍制度是封建国家束缚手工业者人身自由的枷锁,它表现为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和经济上的被奴役状态。当时匠籍制度下的工匠,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低下,明代民户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匠户最为卑贱。他们世代不能转业脱籍,不得做官,洪武二年,明政府下令:“凡军、民、医、匠、阴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军官承袭程序——兼论元代的怀孟万户府与常州万户府

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献载录元代军官历仕文书10件,其展现了至元及大德时期军官的不同承袭流程,而由此进一步发现,元代对于军官承袭的管理,具有前松后紧、军官完成承袭时间长短不一、承袭资格长期有效等特点。同时,该批文书还为认识元代的怀孟万户府、常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千户、千户所等职官、机构的设置,提供了珍贵素材。     

张家山汉简与汉代户赋制度新探

根据新刊布的张家山汉简相关材料考证,汉代户赋的征收并非人头税按户征收,也不是始终按照“每户每年出户赋二百钱”征收。其实,在汉初户赋是按爵位分等级来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訾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元代新附军问题再探

新附军的收容整编是元江南统治和军事体制中重要的环节.元中期以后新附军是否还存在?学界有不同看法.分析元代军制背景可知,新附军人被强制编入军户体系时,仍然保持着典型的募兵制特点,其经济待遇和后勤、补给体制不同于汉军,因此其最低程度的组织单位无法取消;元廷欲利用江南人力,同时维护民族等级、分化制度,故政治上新附军的组织和名号也必须长期保持.新发现的史料表明,新附军和其他元军征集系列一样,直到元末还保持着其名号建制.对新附军的收编使江南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军户制征兵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但募兵制与军户制的矛盾和元廷控制利用的方针又使新附军最多只是维持原有规模.江南巨大的兵源在军事上并不能为元延充分利用.     

宋代的官监酒务与官酤法

官设酒务,派监官管理,实行官酤法,是宋代榷酒的主要方式.官监酒务设在州县和部分村镇,其下属乡村道店称"支坊"或"坊场".官酤法仍许私家卖酒,但私家酒店无酿酒权,要从官监酒务批发酒零售,成为官酒务的"脚店"和"拍户".官酒务的工役人员,宋初以民夫为主,宋真宗以后以魔兵为主.官酒务赢利有定额,完成者监官有赏,完不成有罚.官监酒务把定额分摊给下属拍户,拍户逃亡或死亡,要由亲属子孙或其他民户充替.     

黑城出土元代签补站户文书F116：W543考释

元代蒙古政权一贯把立站作为维护统治必不可少的手段，站户即政府签发来承担站役的人户，是站赤的核心力量，另立户籍。因站役繁重、给驿泛滥、自然灾害等因素以致站户生活疾苦，无力应役，大量逃亡或消乏，政府须及时签补站户，保证站赤功能的正常发挥。黑城出土了大量站赤文书，其中《签补站户文卷》中F116：W543记载元末站户消乏逃亡现象，朝廷命令各地站官及时签补站户，严格依照事产、物力、牲畜等财产标准来签补。上户、中户、下户一概签充，打破了等级限制，并招诱逃亡或迁移站户复业，以补充人数。他们一经签发，就成了站户主体，便长年累月、世世代代被束缚在驿站系统中，为站赤服务。     

南朝的徭役制度

南朝人民服役年限有缩短的趋向,宋比东晋短,梁、陈又比宋短。在法令上,妇女无徭役负担。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力役,类似北周的六丁兵、十二丁兵股役制度,即18人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人每年役期为20日。南朝的世兵制已衰微,统治者多通过召募、征发、初兵制度强迫兵户以外的人服兵役。南朝的吏有文武之别,亦有上下层之分,下层的吏要为官府、官员服诸多杂役,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南朝的匠役主要由百工户和刑徒承担。百工户同吏户、滂户的来源一样,政府把一部分民户固定下来专服匠役。南朝徭役制度的特点是打上了浓厚的农奴化印记,但那时已逐渐推行番役制、雇借制和折钱代役制,说明国家徭役中的农奴制已开始动摇。     

元代怯薛入仕契机探析

怯薛直接被皇帝任命官职,而不经过中书省,这在元代被称之为“别里哥选”,是元代主要的入仕途径之一。常见的怯薛入仕契机包括勋旧世家、举荐、才识、忠勤、年劳、立功、特殊技能等。这些契机充分体现了元代怯薛入仕的优越性。     

元代江浙行省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分布

元初 ,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因做官、驻军、经商、传教等种种原因迁徙到江南寓居。本文结合史料论述了元代江浙行省所辖的集庆路 (即现在的南京及其周边地区 )、镇江路、松江地区、苏州地区、杭州地区 ,以及庆元路等地的蒙古人、色目人侨寓人户的分布概况。文章认为这一带地区是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地区 ,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 ,因而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蒙古人、色目人前来此地寓居。虽然在人口绝对数量上 ,他们比当地汉人远远少得多 ,但是他们在文化传播和民族融合等方面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元代的通货膨胀

元朝有一整套相当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被西方人看作是中国皇帝的“点金术”,在世界货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对于封建政府来说,与纸币流通相伴而产生通货膨胀,也是必然之事。元朝并不例外。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对元代的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元代的通货膨胀及其危害 元代初期有一套较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例如:发行纸币有十足的金银作为储备;设立平准库,准许民间以纸币兑换金     

宋代的诡名挾户(下)

四、诡名子户诡名子户是将一户的财产分成若干户,以降低户等。宋英宗时,赵尚宽任唐州知州,“招诱民户开荒田”,其中“兄弟父子重复诡名者四百余户”。(1)宋神宗时,沈括说:“两浙州县民多以田产诡立户名,分减雇饯、夫役,冒请常平钱斛及私贩禁盐。”(2)刘谊说:“差役以版籍为宗,版籍以税钱为宗。避差科者,或隐寄税钱,诡名以就下等。”(3)这三条记载并未使用诡名子户一词,而究其内容,实际上即是指分散财产,“诡立户名”,“以就下等”。南宋绍兴五年(1135),臣僚上奏:“兼并隐寄之家与乡村保正、乡司通同作弊,隐落     

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

“吏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和广泛使用,但涵义模糊,且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偶有论及者亦莫衷一是。实际上,“吏民”并非指庶民中有爵位的、富有的特定群体,也不是“吏户”与“民户”的合称。“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线呈逐步下移趋势。这些“下吏”来自于“民”,又复归于“民”,与普通农民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之基础——“吏民”。从社会结构而言,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     

从《二年律令》看汉代"户赋"和"以赀征赋"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汉代不存在户税,或曰人头税按户征收。但根据发现的考古材料考证,汉代存在户赋征收制度,户赋的征收标准在汉初是按爵位分等级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赀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转变

宋元以降,朝廷常于提举盐事司或都转运盐使司之下设立分司,诸分司上承总司,下抚各场,是各地盐司衙门的中层机构。分司之设始于宋金对峙,以催督税款为职任。元代中叶“立仓纲运”制度实行之后,建仓设衙,分司总收总支,实现了由常川巡历到坐衙办公的转变。明代分司的职设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实至虚,再由虚至实的变化过程,分司角色实现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的转变。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的转变既因职官制度的演进,又因盐场管理架构的调整,更因灶户生产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分司身份的转变过程与盐政管理逐步地方化、盐场与地方社会渐趋融合、民灶身份日趋混同这三种趋势互为表里,这也反映出历代王朝对于盐场社会治理能力的逐步演进。     

从《水浒传》前70回看近代汉语中的零主语“被”字句

从《水浒传》前70回来看,零被句在判定标准上跟“被”字句主语的省略、句式的连续与不连续被动有关;从零被句跟其他“被”字句的关系上看,有些“被”字句在语义上与有无主语无关;从“被”字句的历史发展看,零被句跟“被”字的“遭受”义和“被”字句式的逐步定型有关;另外,零被句与某些特殊动词有关。     

试论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户税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吐鲁番地区的户税不存在中央户税和地方户税之分,户税的制税权和服务对象都是中央,但地方专征专用;吐鲁番地区的户税是多税目、多税率和多税额的复合形式税,而且在户税征收中,定户等所依据的资产除菜地外不包括其他土地。就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来说,户税征收存在独特的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