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 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乐府传统

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歌中,诗经传统和乐府传统是相互影响但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部分。乐府叙事诗产生自民间,更强调情节性、虚构性和娱乐化的方面。从魏晋文人拟作,到杜甫叙事歌行,再到元白作品,都是乐府叙事传统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并对唐以后的叙事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闻一多的乐府观念

闻一多乐府观念主要体现在《乐府诗笺》和未刊稿《乐府叙论》中,具体表现为重视乐府古辞的文本示范价值、主张乐府诗以入乐为正格、强调乐府诗作情感以及艺术表现以及重视六朝乐府相关文献的价值四个方面。在民国时期的乐府研究中,闻一多的乐府观独树一帜,并对建国后的乐府诗选编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从“表演叙事”到“直言咏事”——对乐府叙事艺术反戏剧化倾向的历史考察

历代乐府叙事作品按乐府类别、时代和叙事特征分类统计,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乐府叙事作品中戏剧因素的发展演变,揭示乐府叙事作品的反戏剧化倾向。这一倾向具体表现为四方面：一是作者由幕后走到台前;二是改人物语言为叙述语言;三是变动作性强为抒情性强;四是变细致描写为简洁叙述。乐府叙事艺术反戏剧化倾向的形成是乐府功能和表演形式变化的表现,是文学的自觉和诗歌审美观念发展的表现,也是诗歌声律追求与戏剧要求相冲突的表现。汉乐府叙事作品适应了戏曲＂表演叙事＂的要求;后代乐府则脱离表演＂直言咏事＂,与戏曲＂分道扬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晚唐乐府诗人述论

晚唐乐府诗具有相当多的数量和内容的丰富性,且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晚唐乐府诗人的乐府诗观念主要有3种:以张祜为代表的以绮丽为美的乐府观;以皮日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乐府观;以贯休为代表的"以文为戏"乐府观.以地域和诗人身份为划分标准,晚唐乐府诗人可分为3个大的群落:前期的绮丽派诗人群,后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及乐府诗僧群.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多元音乐环境下齐梁乐府的新变

南朝齐梁时代,源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多种音乐的并存、影响与互渗形成了多元化音乐环境,为乐府创作提供了繁荣、发展、新变的空间,成就了齐梁乐府创作在乐府史上的特殊地位。齐梁音乐的新变以流行新声为主导方向。乐府创作的新变也体现出明显的"新声化"特征,尤其反映在五言四句体式的运用上。除体式外,齐梁乐府的类型、主题、语言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新变。     

鲍照诗风与六朝习尚

鲍照诗歌的乐府部分与五言古诗部分,风格明显不同。对此,前贤已有定论。方植之《昭昧詹言》卷六专论鲍诗,于其五言古颇多“典实”、“沉涩”、“板滞”、“(钅东)”、“奥”等词,于其乐府则无这类评价,而代之以“豪宕”、“壮丽”语。沈德潜云:“鲍明远乐府,抗音吐怀,每成亮节” (《说诗醉语》六六)亦拈出乐府独评。王夫之则更直接了当地指出:“杜陵以‘俊逸’题鲍,为乐府言尔。鲍五言恒得之深秀而失之重涩,初不欲以俊逸自居”。(《古诗评选》)延至当代,仍有论及鲍照诗风者。如张志岳先生的     

陆贻典校本《乐府诗集》的价值

通过对陆贻典校本的细致剖析,文章指出:陆氏以实事求是、客观审慎的校勘态度保存了一批《乐府诗集》版本研究的珍贵材料。在客观上成为记录明末清初《乐府诗集》版本流传状况和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的“实录”。可以说,在《乐府诗集》诸校本中,陆校本是最具版本价值的。     

七绝的乐府化及其创作风貌的变迁

七绝与乐府在魏晋至盛唐期间的离合关系,表现为七绝起源时曾具民间乐府的性质(未入乐),梁末定型后至初唐与乐府脱离,至唐开、天之际二者再次结合(大量入乐).七绝的乐府化对七绝诗体的演变、数量的激增和表现手法以及语言特色等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亦真亦幻魅力无穷--浅析《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叙事诗可以分为乐府和歌行两类。乐府叙事诗短小朴实,但证实性较强,所写之事多是作为问题的例证出现的。而以《长恨歌》为代表的歌行体叙事诗则更成熟、更典范。它不仅继承了先秦、汉魏以来叙事诗的艺术传统,而且吸取了初唐以来七言歌行的长处,从表现手法的灵活多变,叙事的委婉动人,情节的曲折离奇,结构的完整严谨,人物的形神兼备,语言的顺畅和谐等方面体现出了长诗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     

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探析——以李睟光为中心

在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中,除了李睟光明确以＂古乐府＂来命名、研究之外,其余研究者如洪万宗、许筠、李翼等大都称＂乐府新声＂、＂乐府＂、＂乐府诗＂、＂歌词＂、＂歌曲＂等来标识和品评。李睟光注意到乐府体制的演变、发展与衰亡以及乐府文体批评中的辨体意味等;洪万宗所注重的是乐府及其变体中的音律的不同;李翼重在乐府探源,并且从唐代＂新乐府＂的声调、格制、色彩的文体角度,区别了朝鲜乐府模仿创作与中国乐府创作的差别以及不足。这些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家所进行的乐府文体批评,标志着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     

《乐府诗集》“误名”“误时”考

《乐府诗集》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宋前乐府诗歌总集,也是乐府制度、乐府文学研究的珍贵史料。在它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书名讹误和作者朝代名讹误两种现象。文章清理了南宋至清代的误名、误时现象,认为其与《乐府诗集》自身的刊刻流传紧密相关,同时也受相关同类书籍流传的制约。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是指六朝时期的文人袭用乐府旧调、依据乐题本事而创作的故事体乐府诗作.与两汉时期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不同,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题材的拟古和叙事风格的雅化;二是艺术手法日益精湛,体现为句式的整饬、声律的和谐、隶事用典等,从而使故事乐府完成了从朴质的民间创作到文人化的转变;三是具有较强的愉悦功能,一些诗作本身已具有可以演唱的特点.     

木兰诗评注

《木兰诗》叙述了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我国古代一首著名的民间叙事诗。选自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共一百卷,分十二类,辑录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歌谣,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是古代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时开始设立,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采集歌辞。乐府所采集、创作的乐章和歌辞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唐以后,凡能入乐的诗歌和仿效乐府古题的作品,甚至宋元词曲(因为合乐)也称为“乐府”。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