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治国富民”的社会理想、“义利相兼”的价值理念、“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和“协和万邦”的世界胸怀是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育现代化建设的奋斗者,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软实力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概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围绕着“和”的内涵、意义及如何建立和维持“和”的秩序,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今天创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和谐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平衡各种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增强民族和社会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畏官”到“畏民”看“民愤”风险的化解——法文化视角的透视

当下中国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民关系紧张,致使“民愤”堆积.因此,如何化解“民愤”风险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汲取“畏民”的理念并进行当代转换,实现从“民畏官”到“官畏民”的转换,是化解当下“民愤”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个代表"对邓小平人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三人代表”重要思想博大精深 ,其核心内容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这是对邓小平“以人为本”、“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体”、“人民利益是评价标准”等重要人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研究“三个代表”的人学思想 ,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王道”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文化”,是贯穿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主线”.“王道”思想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有为政以德、仁政爱民、为国以礼和义立而王;“王道”思想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科学发展观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进一步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和依靠力量的认识;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总体布局的认识。     

“文艺的民族形式”讨论:逻辑、基础和哲学焦点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民族形式和国际主义的内容”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号召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一个文化和政治命题在延安文艺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并很快扩展到重庆、香港、桂林、上海等地.时隔70年后回顾这场讨论,对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实践及中国现当代文化走向的基本判断,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系统创新全面发展走向世界——关于“十二五”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

30多年来,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取得了五大成就,开启了理论创新的时代。“十二五”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将步入系统创新的新阶段,将从个别观点、个别结论的创新转换到基础理论、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创新;从单一学科、单一视野的创新转换到综合创新、交叉创新和新学科群的崛起;从无序竞争转换到有序推进。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创新能力建设与自然科学同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同样重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规划应当强化“国家意识”、建立“国家目标”、设立“国家工程”。系统创新、全面发展、走向世界,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重视"社情民意"的思想论述

中国的前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过发扬民主、重视“社情民意”的思想论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提炼出“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伟大思想;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提出要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要关注群众情绪、尊重群众意愿等重要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要“讲实情,说真话,实事求是地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     

“和”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浸透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观念的起源很早,先秦“和同之辨”推崇“和”而贬损“同”。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就体现了“和”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自身也以“和”的精神进行自我整合。“和”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对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前途和世界文明的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传统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情理——以“安崇绪之狱”为例

情理是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审断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传统中国司法性质及其价值追求的关键,情理案代表“安崇绪之狱”是探讨传统中国司法运行形态和实质的重要素材。安崇绪有讼继母的事实,由此判断应入于“不孝”处以绞刑,但讼继母背后存在着孝养亲母等情理可矜事由。身份要素成为案件证成过程的关键,情理因素则决定了裁判进路从“执法据律”到“以情屈法”的转变。案件揭示了司法官员在面对礼法冲突时处理案件所应遵循的法理,展现了情理在传统司法中适用的可行性,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特质及其多重面向。传统中国司法审断既非“卡迪司法”,亦非“依法裁判”,它具有独特的审断模式与价值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它表现在中国古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关系中,体现于传统文化的方面面面。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资源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只有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取得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实现理论成果的重要价值,并使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发展。     

中国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意义及模式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在未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有助于带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目前,中国高技术服务业仍存在核心技术发展滞后、国际竞争力不强、自主创新水平较低、高新技术服务业市场化与产业化进程较慢等重大问题.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程度,“渐进性赶超”模式和“模仿创新”模式应是推动中国高新技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时代需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国际社会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从“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与过程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不同学科的契合”三个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讨论,不仅深化了中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推进了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     

创造性介入：中国参与北极地区事务的条件与路径探索

“创造性介入”是中国学者在新时期提出来的一种中国外交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作为一个“近北极”国家，中国需要对北极事务实施“创造性介入”。当前北极地区的现状为中国“创造性介入”提供了活动空间，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介入北极地区事务，并正在进行身份、制度、技术等路径的探索。“创造性介入”的引入，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极地外交水平。促进了世界极地事业的发展，其“实践性”和“建设性”的理论特色，为中国和平崛起、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一种新思考。     

章学诚从“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其史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章学诚的史学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过程 ,以及由“史意”而“史评”而“史学”的主体意识完善的过程     

中国在东亚不同经济合作模式中的经济利益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东亚不同的经济合作模式,即“10＋1”、“10＋3”以及“10＋6”中的经济利益。分析结果表明,从直接的贸易投资利益、间接的宏观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利益来看,中国在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利益最大,其次是在东盟的经济利益,而且中国在日、韩、东盟的经济利益都远远超过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经济利益。然而,从国家经济安全利益来看,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对于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安全至关重要,而日、韩、东盟则对中国的成品油进口安全至关重要。通过对比研究中国从“10＋1”到“10＋3”、以及从“10＋3”到“10＋6”中的经济利益增量以及成本增量,本文认为,“10＋3”是对中国最有利的一种经济合作模式,其他合作形式对中国也有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应适当加以考虑。     

鼎文化略论

鼎是华夏先民用于烹饪肉类的炊器 ,成为西周“钟鸣鼎食”食文化鼎盛时期一个重要标志。器以藏礼 ,鼎承载着礼乐文化 ;革故鼎新 ,鼎见证了朝代更替 ,君王易位。鼎蕴涵着中国“和合”哲学 ,成为中国文化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