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彰显史前文明色彩的媒介

“陶器即媒介”,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而对人类“陶器时代”史前文明所给予的一种学理性诠释。若将史前陶器及其造型、纹饰和陪葬功能置于麦氏的泛媒介论、媒介延伸论和媒介讯息论等媒介理论视域中,即可得出下述四个阐释性结论：陶器首先是延伸人体媒介的体外代具,其次是普渡先民灵魂的诺亚方舟,再次是承载象形符号的文化媒介,最后还是缔造史前文明的技术媒介。     

中国古代陶器的种类

红陶 红陶在中国出现最早,红陶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黄河流域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都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褚陶为主。     

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对比研究

从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的主要器形、陶质陶色、制作方法、纹饰等方面对比研究,从陶器的角度分析两个地区的先民是否存在文化交流。通过初步研究表明辽西地区的彩陶受到了甘青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彩陶的影响,甘青和辽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陶器：火与土的图腾

甲骨文从诞生到现在,不足五千年。我们常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亿万里美好河山”,说的就是我国的历史和疆域。再往前追溯,就是我们用火的历史。用火,是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我们怎么开始用火的？最早的用火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取暖,一个熟制。人的进化跟吃熟食有很大的关系。     

陶器时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触觉性

陶器时代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关于触觉的文化“文本”,它们不仅构成了中国史前艺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华夏审美意识的发生,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史前艺术“触觉”问题的思考。在陶器时代,人的触觉认知方式不断得以凸显,手成为触觉重要的认知器官;陶器的材质、工艺、器型、纹饰及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触觉特质;彩陶的绘制工具、纹饰、器型、功能,也都具有触觉特质。触觉与触觉性问题的提出及其探讨,为中国文化的观察与思考,提供了视觉认知之外一种较为独特的视角、路径、观念或方法,因而有可能获得对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全新体认。     

庄子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内容。庄子不仅提出了“有实而无乎处者 ,宇也 ;有长而无本剽者 ,宙也”的富有生成感和动态性的宇宙定义 ,而且深入探讨了宇宙的无限性、统一性、运动性、连续性和无开端性等特性。庄子的宇宙意识来源于老子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人的宇宙意识

就中西古代哲学来看，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人注重于认识事物的结构、特性和本质，中国人则侧重于认识事物对人的作用、影响与功能。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具有一种天人同构的宇宙意识，这种宇宙意识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史前雕刻起始的初探

史前雕刻是原始艺术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不少国内外美术史论专家认为中国旧石器时期美术等于零;持中国史前雕刻的起始在新石器时期之论点者不少。随着近二十年来我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材料的丰富,从分析具体实例出发,提出产生史前雕刻的三个条件,推论出中国史前雕刻起始于我国旧石器中期。     

阿穆尔地区古代岩画、雕刻及陶器制造艺术

本文着力研究苏联远东文化遗产,主要是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地区和primorye（即沿海）地区的文化遗产,详尽描述了Nanai、olcha和Nivkh人远祖遗留下的艺术珍品,揭示这些民族的现代文化与古代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时空观与道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时空观在中国古代法象思维的影响下,与原始的道的含义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宋明理学兴起之后,这种与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相联系的时间和空间则由于理与气的相分而与理分离开来。道在宋明理学中被理学一系改造为天理,这个天理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与气、时空纠结在一起的混沌未分的存在。可以说,道在宋明时期分化出了两个部分,即理和气;我们因此也便知晓,宋明时期所说的天理只是先秦时期道的一个部分,虽然道的原意依旧在张载、王夫之的思想中有所保留,但中国主流关于道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

结合皮特.斯特恩斯等所著《全球文明史》中体现出来的世界史方法论和体系思想,笔者认为,“世界史”与中国史不应是对应关系,中国以外国家、地区史不是世界史,只有从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研究才是世界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历史学内部学科分支类目重新斟酌的建议,并结合《全球文明史》就具有整体观念的世界史的编纂学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当代空间问题的凸显与传统诗意空间的衰落

20世纪中叶以来,空间问题成了最主要的美学问题.在这种潮流中,时间和空间的二元对立消解了,时间和历史相对于空间的优先权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改变.由此,传统"诗意空间"重新引发起我们关注的兴趣.随着沉思的诗意空间在空间中被不断展示出来,传统的诗意及其人道关怀走向了衰落.     

池田大作的儿童家庭教育观与中国古典家教观之源缘探微

家庭教育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当代著名的佛学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及中日友好使者池田大作先生认为,家庭教育是儿童“灵魂的教育”,家庭教育方法要“以和为贵”,并且充分重视父母尤其是母亲对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这种家教观与中国古典家教观相比,无论是在地位、作用还是方法及关键影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淡退历程及其思考

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观念使中国古代诗文佳篇层出,而自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古代整体思维方式的淡退,中国古代语境下的整体性的"文体"含义不断遭到分化。文类文体观念、个体文体观念、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相继在人们观念中的淡退,中国古代盛极一时、追求别致文体的胜景不再复现,这不能不令人感叹这是一个"中国文体精神"缺失的时代,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当代的批判与思考。中国文体精神已经失去了其在古代特有的生存土壤,但如果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通过官方对文体写作进行有效的措施与制度,对目前人文学科界的文体精神现况的改善起到一定成效还是有可能的。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与建立和谐世界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根本前提条件。这一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代主题是大势所趋,具有客观性。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性大观念。坚持和丰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中国走和平兴起道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大背景: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存的深度,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并为广泛接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仍任重道远。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从陶俑艺术看秦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秦汉时期的陶俑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探究秦汉陶俑艺术发展的历史文化动因,可以从其文化源头、艺术风格形成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作考察,还可以从审美结构的视角,考察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基此看秦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其形成是一个由理性化为感性、由社会化为个体、由历史化为心理的建构过程。     

鄂西陶艺开发应用探析

陶艺作为一个独具品格的艺术门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陶瓷业在鄂西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挖掘和研究鄂西陶土资源和制陶工艺,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优势,改良陶瓷业,能更好地促进鄂西经济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演进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提升,形成与时代息息相通的新的时空理念。科学发展观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其理论溯源与实践检验无不与时代紧密相关,并在时空发展的历史中获得时空理论内核的支撑。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理论的精神实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也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泛和深远的时间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