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悲剧感流变的审美线索

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的人文理性进行了怀疑与反思,产生了悲剧内涵中形而上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同时体现在对上帝救赎的怀疑上。“哈姆莱特之谜”暗示了对理性的否定;李尔王、麦克白身上的厌世情绪进一步加深,充分显示出上帝缺席时的虚无感,悲剧的绝望达到顶峰;《雅典的泰门》则体现莎士比亚对自己的绝望所做的最后一次拯救。     

试论悲剧《窦娥冤》

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并称为元代两大社会悲剧。近代评论家王国维在论及这两个剧本时,认为“即列之世界大悲剧中,亦无媿色”。诚然,它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四大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雅典的泰门》)可以并肩媲美,并且先于其三百多年,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赵氏孤儿》写战国时代晋国统治集团内的宫廷斗争;而《窦娥冤》写元朝统治下的人民悲惨命运。两剧虽然反映生活的角度不同,但都是元代社会现实的缩影。这里仅就《窦娥冤》谈几点粗浅看法。     

从悲剧的人到人的悲剧——解析爱德华·邦德笔下李尔形象的改写

爱德华·邦德的剧本《李尔》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李尔王》。在《李尔》中,无论从主人公的身份地位、精神追求还是最终结局来看,邦德一改原著中李尔王这一高贵的、英雄式的悲剧主人公形象,塑造了丧失崇高性且受困于权力欲望的李尔。通过李尔王和李尔这两个悲剧主人公的比较可以发现,邦德的这种人物改写反映了西方战后思想语境影响下当代西方剧作家对悲剧人物和悲剧功能的重新定义。     

从《李尔王》看莎士比亚的双重困惑

具体论述了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所表现出的对人道主义理想和宗教信仰的双重困惑,并分析这种双重困惑如何使悲剧的主题得以深化和升华。莎士比亚的双重困惑与悲剧主题相互印证、相辅相成,使《李尔王》成为一部具有永久魅力的经典悲剧。     

从《李尔王》看莎士比亚的双重困惑

具体论述了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所表现出的对人道主义理想和宗教信仰的双重困惑,并分析这种双重困惑如何使悲剧的主题得以深化和升华。莎士比亚的双重困惑与悲剧主题相互印证、相辅相成,使《李尔王》成为一部具有永久魅力的经典悲剧。     

对于黄金的绝妙描写——读《雅典的泰门》中的一段独白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的一部重要作品.十七世纪初,英国政治发生逆转,反动封建势力抬头,新兴资产阶级由均势退居劣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遭受挫折,他一改早年的乐观主义情绪,代之以严峻、悲愤的态度,重新观察和认识社会,创作了一系列充满批判精神(包括《雅典的泰门》在内)的悲剧作品.如果说这些作品深广而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丑恶,那么《雅典的泰门》则进一步指出了这种丑恶的根源便是对黄金的追逐.这一主题的深入发掘,使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思     

波利尼西亚的《李尔王》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名著。小说《黑暗》则是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作家艾伯特·温特的一部成功作。由于两者在历史肯景、悲剧结局、悲剧成因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后者曾被誉为波利尼西亚的《李尔王》。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人们都很热知。它叙述的是古代不列颠王李尔,在年迈之际,拟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由于言过其实地对父王表示爱     

传承与发展——莎士比亚《李尔王》情节探究

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诗学》中有关戏剧情节的论述，分析了莎士比亚著名悲剧《李尔王》中双情节结构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所产生的独特的悲剧效果。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对圣经典故的运用

《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被称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在四大悲剧中,莎翁运用了大量的圣经典故对于深化剧作主题、烘托人物内心世界、塑造人物性格、增强戏剧效果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疯癫与文明——《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研究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有很多疯癫形象。《李尔王》这部悲剧作品几乎体现了莎翁悲剧中的各种疯癫类型,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并就此分析莎翁的疯癫意象所传达的文化意蕴。莎翁笔下的疯癫,只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是“文明”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奥尼尔悲剧——破碎了的英雄之梦

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一生创作了大量悲剧作品,深入研究其戏剧,可清晰看出作者理想破灭的一个轨迹。奥尼尔不同时期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其精神内涵和悲剧意义差别巨大,从与生存环境格格不入殊死斗争到一点点被外物异化,最后连成为英雄的梦都要被残酷的现实惊醒,奥尼尔悲剧对后来荒诞派戏剧和存在主义戏剧起到承前启后的巨大影响。     

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对大后方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空中杀戮，制造了死亡100人以上或死伤5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达86次。这些惨案在时空分布上呈相对集中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在时序分布上，惨案集中在抗战相持阶段，1940年达到最高峰。另外，因为地形和天气的影响，夏季是惨案的高发期。在空间格局上，惨案集中在四川、重庆战略核心地区；水路、铁路和公路等交通干线所在区域是重灾区；县级及其以上城市最为惨重。这种时空分布格局彰显了侵华日军企图通过制造重大惨案，造成恐怖气氛，达到动摇抗战大后方民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实现占领和殖民中国的目的。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女性之群体悲剧及其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某些长篇小说中,女性悲剧呈现出群体性的特征。《红楼梦》主要塑造了青年女性的群体悲剧,充分表现出对青年女性的普遍同情与普遍崇尚;《水浒传》在祸水观念下展现了女性祸人祸己的群体悲剧;《金瓶梅》展现了女性群体在性追求与物质追求下的本我膨胀与自我迷失;《醒世姻缘传》则揭示出悍妇群体表面的强悍与本质的弱势。这些女性群体悲剧的审美特征表现为:群体悲剧中的悲剧人物必定具有群体性,而其生命力又在于个体悲剧的互补;群体悲剧的审美价值来自个体悲剧的叠加,又必定超越这种叠加;伦理社会是群体悲剧的土壤,群体悲剧必然导致对伦理观念的反思。     

命运悲剧与伦理悲剧——中西方古典悲剧中道德感的比较

道德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悲剧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存在方式和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西方悲剧更加突出命运观念,以至于几乎淹没了其中的道德感,可以称之为命运悲剧;中国古典悲剧则基本上是以伦理道德观念取代了命运观念成为现实人类新的主宰,伦理道德观念得到强化,因此可以把它称为是“伦理悲剧”。     

人生,如此凄惶--探索《无风之树》宿命意识的文化根源

作家李锐通过小说《无风之树》向人们展示了矮人坪世界种种惨剧,引起人们对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从而寻求造成这种惨剧以及这种惨剧在人的心灵世界投下的宿命阴影的文化根源。这种宿命意识的文化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挤压造成了人们生理及心理的畸变。因此,民间文化只有得到“净化”,才会有健康完美的人性,矮人坪才会成为“巨人世界”。     

中西悲剧在悲剧冲突选择上的差异

中西悲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选择悲剧人物和悲剧冲突的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冲突主要表现在外在的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过程中,西方悲剧的悲剧冲突则主要表现在内在的人性善战胜人性恶的过程中。中西悲剧的悲剧冲突的解决却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它们都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因为中西悲剧的悲剧人物不同,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所以中国悲剧是通过否定和拒绝邪恶势力来完成这个统一的,而西方悲剧的悲剧人物是有缺陷的,所以西方悲剧是通过否定人自身的缺陷和罪过来完成这个统一的。     

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

本文认为中国古典戏剧中存在着大量的悲剧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用西方人的悲剧定义来界定中国悲剧是不合适的。中国特色的悲剧 ,主要体现在“大团圆”的结局上。这种结局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历史褶皱处的远观近觑——浅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是其文艺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成熟和发展主要体现在致拉萨尔的回信中。马恩将悲剧置于历史的时空维度之中,其悲剧观带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用马恩的悲剧观解读中国古典悲剧,展现了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多角度折射与多层次理解。马恩的悲剧观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的一种前景性理念。     

中希悲剧艺术品格的再认识

百年来,国人对中希悲剧艺术品格差异的研究,多数采取"一异一因"的方式,缺乏对各种成因作深层的、系统的、归一的观照。通过对两剧的悲剧人物、冲突范式、审美体验等核心艺术表征的比较、重释,发现两剧所处的时代背景("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以及所承载的"两大关系"("人与人"与"人与自然")主题的迥异,是中希悲剧各种艺术品格生成的两个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