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文心·文论：《隋唐五代辞赋研究》的论域与方法

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体,刘伟生的《隋唐五代辞赋研究》即从题材、结构、话语等诸多维度对赋体文本展开论证,并对整个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阐释。文学是心物交融的结果,文心关联着作者,该著善于探究赋家身份意识与创作心理,及其与赋作情志间的关联。隋唐五代赋学专论不甚发达,但该著善于发现与解读刘知几《史通》、李峤《楚望赋》及序等史书史论、赋序赋作中的赋论。该著能借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对赋作题材、赋体特性、赋家身份、赋论价值等作深入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通情·别域·异趣·巧拟——论越州、登州同题《蓬莱阁赋》

越州、登州各有蓬莱阁,也各有《蓬莱阁赋》,名同实异的蓬莱阁及《蓬莱阁赋》发人遐想,令人深思,也形成了赋史上的又一道独特风景。目前笔者所见自宋至清以《蓬莱阁赋》为名的赋体作品有四篇,四赋中以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与明代勤政爱民的文人潘滋之作为杰。王十朋、潘滋虽作同题《蓬莱阁赋》,然二赋之写作缘起、地域文化书写、风神旨趣及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等又各具特色。二赋起笔虽各有其意,但却颇有相通之处;王赋重越州人文掌故而尚写实,而潘赋偏爱登州蓬瀛仙境而多想象;王赋善于抒发个人情怀而灵动活泼、典实丰富,潘赋关怀世事国运而宏阔深沉、思理奇妙;且二赋对前代赋作都有所继承又独辟蹊径。二赋通情、别域、异趣,皆有仿名作之迹,然似与不似之间,各具风神韵致。     

《文选》所录《舞赋》系宋玉所作考论

《古文苑》所录署名宋玉的《舞赋》,全文266字,几乎全部包含在《昭明文选》所录署名傅武仲的《舞赋》中。到底是傅武仲抄袭了宋玉的文章加以增补后,署名为己作呢?还是谁砍削了傅武仲的文章,署名为宋玉作呢?抑或有这种情况:傅武仲根本没有作《舞赋》,《昭明文选》中的《舞赋》原为宋玉所作,在传播过程中张冠李戴了?从审美观而论,傅武仲所持的是儒家审美观,在情感上他是否定和排斥郑卫之音的,而《文选·舞赋》却是热情赞美郑舞的,因此从创作主体意识上讲,傅武仲创作《舞赋》是绝不可能的。再从才情而论,傅武仲艺术才情平庸,文笔笨拙,他也不可能创作《舞赋》。《文选.舞赋》在行文格式及语言风格上与宋玉的其他作品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定可能系宋玉所作;而《古文苑》所载《舞赋》,系流传过程中被人任意删削的残篇断简。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楚辞·招魂》新考

屈赋二十五篇,情文相生,古今无偶.《招魂》一篇,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它以丰富的内容、特异的形式卓立于先秦文学之林.予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在文化史学上,它亦具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是保存先秦建筑、饮食、服装、音乐、歌舞、游艺史料的重要文献.然而,围绕着这一篇作品的若干基本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完满的解决.《招魂》是屈子之赋?还是宋玉之作?抑或是刘安宾客所为?是屈子作以招怀王之说有据?还是屈子作以招     

好逑·好仇·同仇

《诗经·周南·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仇,匹也。”匹就是配偶,意谓淑女可以作为君子的配偶。“逑”又作“仇”。陆德明《经典释文》:“逑,本亦作仇。”《汉书·匡衡传》引诗即作“君子好仇”。曹植《浮萍篇》“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即用《关睢》“君子好仇”句。“好仇”这个词竟与《周南·兔(?)》“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的“好仇”全同。淑女可以作君子的配偶,武夫难道也可以作公候的配偶吗?可以的,只是内容不同就是了。《关睢》指的是夫妻关系,《兔(?)》指的是君臣关系。所谓仇匹,它的基本含义就是配合得上。淑女能和君子配合得上,故可以     

《登楼赋》中的楼址在江陵

王粲的《登楼赋》是一篇千古传诵的名篇。关于《登楼赋》中的楼址所在,向有三说:当阳、麦城、江陵.后二说虽有人提出,但无甚影响,应者寡。而当阳说自唐李善注《文选》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提出以后,历代多相沿袭,影响很大,今人选本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汉魏元朝赋选》(瞿蜕园选注)、《历代文选》(冯其庸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说

屈原在《天问》里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夜光”,《广雅》夜光谓之月。《事类赋注》引《淮南子》云:“月一名夜光,夜光是月的别名。死指月之晦,亮指月之生。一是暗的时候,一是亮的时候。这问题推广一些可说:月球为什么暗,又为什么亮呢?为什么缺,又为什么圆呢?“顾菟”,王逸解作顾望之菟。菟作免。朱熹也如此。旧说都把顾和菟分开来。顾     

“穿过象征的森林”——置于一个特定视野下的庾信四赋

庾信的《小园赋》《枯树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是一组较为奇特的作品，作者之意显然不在那一园一树二杖本身，而是孕含着深潜幽掩的喻意。这种喻意的寄存与呈现形态很难归并于我们习闻惯见的诸种模式之中。在四赋里，作者有意无意地消解着作品的确定性与明晰度。文章里的物象往往被扭曲变形，文字含混迷离，章节凌乱复叠，题旨曲折隐晦，这些手段正好与十几个世纪之后的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相交相通     

《鲁颂·駉》本义考

《鲁颂》共四篇,《駉》是《鲁颂》的首篇。为了便于探讨《駉》诗的本义,兹引原文如下: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思无疆,思马斯藏。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嘉奁?思马斯才。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马单)有骆,有駵有雒,以车绎绎。思无(?),思马斯作。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马因)有騢,有(?)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对这首《駉》诗,历代学者长期争论不休,至今尚无一致的意见。有关《駉》诗的不同看法,大体可分成以下四种: 一、颂美鲁僖公说。《毛诗序》:“《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人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三家诗学派也认为《駉》是颂美鲁僖公之作,但肯定作者是奚斯。如班固《两都赋》:序说“昔     

《楚辞》黔嬴考释

《楚辞·远游》:“召黔嬴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 王逸:黔嬴,“造化之神。” 洪兴祖引《大人赋》“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又引《史记》作“含雷”。 嬴,或作羸。朱熹:“羸,从羊,伦为反。一从女,余轻反。未知孰是。然字《史记》作含雷,《汉书》作黔雷,则当为从羊之羸矣。”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周易·说卦传》成书年代新探

《周易·说卦传》究竟成书于何时?论者或付之阙如,或含糊唐突,皆不能令人满意。笔者想作一些新的探索。一、对“先秦说”的重新考察《说卦》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好《易》,序《彖》、     

《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

《离骚》究竟作于何时?宋代以来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被疏或放逐汉北时期.而游国恩、郭沫若、陈子展诸先生则力排众议,确认司马迁晚年关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说法,定《离骚》为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游、郭、陈三先生的结论.由于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大多仍取旧说.因此,很想对"《离骚》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意见有所申说和补充.     

释“讯曰”

贾谊《吊屈原赋》第二段:“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裴婣《史记集解》引李奇曰:“讯,告也。”又引张晏曰:“讯,《离骚》下章乱辞也。”《汉书》颜师古注,全引《集解》说,《文选》李善注,只引张晏说。司马贞《史记索隐》全引《集解》说之后,又说:“讯,犹宣也,重宣其意。”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历来学者大多视其为伪托之作 ,认定其是对傅毅《舞赋》的“简节其词”。本文驳斥了这一观点 ,分别以对汉赋、傅毅赋的模仿创作方式的寻根溯源 ,对宋玉《舞赋》与傅毅《舞赋》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作为认定宋玉《舞赋》乃“伪托之作”的所谓铁证《艺文类聚》的可信度的质疑 ,来考证宋玉《舞赋》并非“伪托之作” ,而理应是宋玉亲作。     

张鷟史事考辨

张鷟景云初任职为岐王属非岐王参军；证圣中张鷟任监察御史的途径非制举,乃吏部考选；张鷟仕途两次受贬.第一次在武周时任监察御史,因无士行被姚崇所恶遭贬.第二次在开元初因出使岭南受遗,事发,诏赐死,后经援奏,改为流岭南.两《唐书》、《桂林风土记》所记张鷟受贬的史料皆不确.张鸷卒官于龚州长史,非司门员外郎,今本《朝野佥载》所记率更令非张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