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祛魅之后的“英雄人物”为何如此尴尬——中篇小说《沙家浜》产生的文化语境透视

中篇小说《沙家浜》作为对同名样板戏的改写，借解构“经典”之名，以时尚的“包装”来寻求卖点。其写作出发点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平民主义写作立场。它通过对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戏谑化解构，给消费时代的大众读者提供了一套后现代商业文化色彩的文学快餐，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写作精神困境的表征。     

德里达究竟解构了什么?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文字学”理论 ,是 2 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颠覆了以“逻格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通过解构言语与文字的关系、文本的传统意义以及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等级概念 ,德里达实际上为我们解构了亘古如斯的西方传统哲学 ,即“在场的形而上学”。     

激进的理想与世纪之梦──新时期文学的百年文化背景

新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其内涵是相对历史而言的,作为新时期表意形式的新时期文学,尽管充分表达了它的功能特征,但它在文化层面与百年文化传统仍密切相关,公共话语是它的主要表达形式。百年文化传统的弥散和延宕在这一时代的文学中有鲜明的承传关系。“体用论”的华夏中心主义独尊心态是实用的,而对“他者”认同的取向同样隐含着功利用意。因此,试图在文化层面解决富国强民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它也超出了文学能够有所作为的范畴。激进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世纪之梦的期许。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

历史记忆问题主要缘起于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历史终结话语,实质上是作为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形态尚未成型的历史知识型.通常认为,新历史主义思潮在史学层面解构历史意义的再现形式,在文学层面建构历史意识的分析模式,在理论层面呈现文化史的诗学空间.本文考察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叙述形式”问题之缘起,分析它作为“视域行动”效果之实质,以及探讨它作为“活态历史”意识之导向.     

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

在将多神教的“女神”、“索菲亚”、“圣灵—圣母”、“大地母亲”、“俄罗斯祖国”等概念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俄罗斯文化孕育出对女性和母性的广泛崇拜。这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文学中对尘世爱情的圣化:女性形象蕴涵了更多的圣洁、神秘和深沉。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对“永恒女性”都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情感认同,很多女性形象都是对这一原型的改写和翻新。     

论新写实小说的“后现代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传至中国大陆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 ,“新写实小说”等即是具有强烈“后现代性”的文学品类。与启蒙主义文学相对 ,“新写实小说”实现了从主体建构到自我消解、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制作、由批判到展示的过渡。后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不能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 ,但它的解构理论、平民视野以及丰富多彩的带有“综合”性质的艺术手法 ,应该成为我们九十年代直至下世纪中国年轻作家借鉴的文学宝库     

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吗——与马相武教授商榷

马相武教授的《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夸大了短信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离学理和事实甚远。假如我们看不到文学降低高度所潜藏的弊端,以为“文学能够降低自己的门槛”就任其降低门槛,甚至还鼓吹“文学需要降低自己的门槛”,那就很有可能得不偿失了。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潜藏于新技术背后的商业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竭力避免走入“技术万能论”的心理误区。倘若把“文学本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寄托在“新技术和新载体”上,那么,虽然不能说完全是梦想,但仍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悲哀。     

张洁女性书写的误读之辨析

女作家张洁自新时期以来关于女性和爱情婚姻的书写被评论界认为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家书写的先导和典范,但通过详细的文本阅读,文章认为张洁的创作并没有真正实现对传统男性话语的突围。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采用了传统的男性审美视角,不仅没有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也没有构成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颠覆与解构。批评界对张洁“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权主义者”的定位,只是一种盲目运用西方理论因概念混淆而产生的误读。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上)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 ,“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但在 80～ 90年代的文学中 ,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 ,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另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 :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 ;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 ,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多元对话中的后现代性（二）——一个被红学界忽视的审美元素

运用哈桑所强调的“共时”概念,从“迷宫”、“学术平民化”、“死亡意象”、“人本主义”等属于后现代文学的流行代码来重新解构《红楼梦》,考证《红楼梦》在创作上与当代西方文学保持的某种契合即前瞻性,阐释红学研究中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解构《红楼梦》文本的多元性及其历久弥新的审美奥秘,为其审关选择重新定位。     

论“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早在一八二七年,德国作家歌德说过:“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二十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和市场的观点出发,又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五四新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学的新阶段,又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吸收了外国作品的“可取之处”,作为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创造,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从一个脸谱走向另一个脸谱——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今昔《沙家浜》

文章试从塑造“高大全”英雄的样板戏《沙家浜》与解构英雄,重塑凡人的小说《沙家浜》进行对比性阅读中揭露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对今昔《沙家浜》的影响。可以说,《沙家浜》无论是往日作为“图解政治”之工具还是今天作为之“彰显欲望”手段都可以看成是文学在不同时代遭遇的性质相同的写作困境———外部环境对文学的过多干扰。     

论萨特的哲学自由观及对其文学观的效应

本文认为,萨特的文学观是建立在其哲学自由观的基础上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文学观是其自由观的印证。萨特的自由观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因此,在对文学活动的认识上,他一方面宣扬作家在创作中具有绝对的自由,读者的阅读行为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梦”;另一方面又否定自己的言说。作者指出,源自自由现的潜在冲突构成了萨特文学观的内在解构力,唯有从其自由观中我们才能找到理解他那捉襟见肘的文学观的理论线索。萨特的文学观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能过于绝对,对之我们应该有分析地汲取。     

论《夜晚时分》的异质性解构特色

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是当代俄罗斯著名女作家,她于199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夜晚时分》获得了首届俄语布克奖提名,并被评为俄罗斯年度最佳小说之一。这部作品与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大相异趣,显现出解构文本、颠覆传统的后现代艺术风格。本文就从该作品的异质性特色入手,分析其别具一格的解构文学特色。     

从俄语成语看俄罗斯民族文化

俄语成语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俄罗斯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中反复验证的经验总结,亦是俄罗斯人民世世代代用以记录和传授各种生活知识与经验教训的简捷工具。因而将其称为“生活中的盐”、“历史智慧的结晶”。俄语成语的意义不仅仅在其凝练、精辟、曼妙与贴切,且有着极其宝贵的文学鉴赏价值。同时,它又相当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世界观和处世哲学。     

托尔斯泰与茅盾早期的文学观

茅盾在“五四”前夕为探索十月革命的“动力”与“远因”,撰写了第一篇文学论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托尔斯泰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列宁语)对自己文学生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表示崇敬之情。茅盾与托尔斯泰——这两位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现实主义大师,从文艺观到文学创作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就其中的一个侧面,探讨托尔斯泰对茅盾早期文学观的影响。     

多元文化视角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

中亚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艺苑中的一支奇葩，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色彩不但显示了其在世界华裔文坛中的独特性，还启发我们思考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东干亚文化与世界华裔文学的关系。深入研究中亚东干文学，对世界华裔文学研究具有拓展新领域和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德理达与马克思─—兼评哲学遗产

作为结构北义者，德里达积极主张消解意识形态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把传统哲学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解构消解传统哲学的思、语言、在场意义之间的同一性，并认为这种断裂是引入“解构”境界的桥梁，以追求消除真实语言与虚构语言、或哲学语言与文学言语之间的界线为目标。在构建其解构体系过程中，德里达运用了马克思的“实践”、“物质”、“经济”、“扬弃”、辩证法等概念和方法，并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与马克思的一致性，但这种“解构方法”却是一种“文字”游戏，而非马克思的物质性的“实践”。     

“相识”未必能“相知”——“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关系辨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理论界和批评界一直存在分歧。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与文学的双向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积淀和革新要求为“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是其生长之根,它有中国本土小说发展流变的特色。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文化诗学”,从它自身的理论建树以及在中国被引进、介绍的情况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