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清末民初山西民变中的政府举措

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教民冲突以及新政的推行导致了民众对统治当局的官、绅日渐不满,不满情绪的长期压抑迅速激化民变。预控不力的地方官员在事件爆发后无力平息民怨,使得民变进一步恶化。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地方社会失序的表现。层出不穷的山西民变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最终山西在武昌首义后迅速响应,建立了新政权。     

清末山东莱阳民变考 ——财政视角下的论析

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大力进行各项改革,这一时期也是民变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时期.在此期间爆发的莱阳民变震惊朝野.追溯历史,每一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莱阳民变爆发绝非偶然,有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新政改革中莱阳财政状况极度窘迫,聚财无门而又点金乏术,只好把苛征暴敛、强制增捐加税等手段作为聚敛新政经费的手段,使乡民深陷困苦的深渊,再加上天灾人祸,民变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若能深入历史时境,探寻清末新政时期莱阳民变的历史真实,意义非同小可,可以给我们现代人以深刻的启迪.     

民变与“政变”：清末山西“交文惨案”与地方政局困境

清末政局动荡,社会管控力量渐弱,山西民变此起彼伏。1910年春交城、文水两县因抗拒新政禁烟引发官民冲突。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基层社会失序的表现,也是对地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交文惨案”后续引发山西咨议局议长、山西巡抚、《晋阳公报》主编等相继辞职。此事背后反映了清政府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及其在推行新政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新政改革制度设计的缺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等等都使得山西地方政权岌岌可危。“交文惨案”的事发,不仅让这些矛盾更加凸显,也造成了军政权力的更替。政府式微,民变愈增。反过来,日益增加的民变也强力冲击了地方政权的稳定性。     

论清末财政立宪运动的兴起与失败——基于社会运动的视角

清末财政立宪运动激发了朝野齐心致力国家建设的热情,十年新政展现出历史上最灿烂的时刻。新政改革以官制作为突破口,以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作为手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出此前的改革。财政立宪从思潮转向社会运动,从而成为清末民初财政现代化的先声。财政集权是清末财政立宪的重要举措,然而行之过于操切,致使“惠民之政”变成“病民之根”。迨至各地民变丛生,改革最终葬送了作为改革者的政府。然而财政立宪的进程依然在继续,清末的失败恰恰为当下中国改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     

试论清末华北乡村社会结构失衡与民变

清末华北有相当数量民变的发生,其深层原因是由于自太平天国以后政治社会结构的失衡及“新政”加剧这种失衡所致。当“新政”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基层社会推行时,乡村中原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关系便发生进一步错动;而这种错动在触及到既得利益群体时,发生抵制冲突也就再所难免。     

从民变看清王朝灭亡及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前10年,民变风潮日趋频繁与激烈。水旱偏灾、捐款赔偿、失业、吏治腐败是促发民变的因素。而民变作为下层群众对民生绝望是最“原始”的反映：动摇了清延统治的根基。清政府对民变偏重剿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对民变的措施、赈灾弊端转化为危害社会运行的因素,激化了社会矛盾,民变成为清朝灭亡主要原因。这就启示我们：民生大于天,要重视民生,改善民生,得民心者得天下,方为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     

造反环境转换为执政环境后的“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我见

重新审视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可以看出他们绝大多数不是纯正的农民,而是乡村精英中的失意者。研究起义原因要重视对乡村中中坚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同乡村社会矛盾的研究,重视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或是民变问题,应该把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精力转移到社会史研究上。     

唐朝无厘头谋反事件

唐朝末年,民变蜂起。这些民变,基本上都是被压迫得没有活路所致,目的要么是夺取政权,要么是讨个说法。有一起民变却什么都不为,让后世人研究来研究去,都无法解释究竞是怎么回事。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论清末田赋财政地位的变迁

鸦片战争前后，田赋是清朝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后来清政府因为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和镇压农民运动的费用，国库空虚。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清政府设置新税开征厘金和海关税，到了清末又大量举借内外债，这样田赋在清末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地位日趋下降。     

宋代民变与摩尼教的蟠结和原委

宋代东南沿海一带民变频繁,不少与摩尼教相蟠结。摩尼教本为一尚和戒斗、奉行王道而又特别注重道德的宗教,何以沦为农民起义的工具,长期困扰学界。从近期福建霞浦、泉州和福州等地发现的摩尼教资料看,宋代摩尼教在遭受来自官府的种种打压后,开始由尚和戒斗而向尚武斗狠方向转变,以图自保,同时向帮会化转型,逐渐形成了严密的宗师体系和堂口组织,加上摩尼教崇尚光明,提倡禁欲崇俭和团结互助,对于贫苦农民很有吸引力。这些特征非常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动,应为宋代民变多与摩尼教相蟠结的历史原委。     

清末山东农会述论

清末山东的大部分农会，是清政府推行新政时期，由山东地方官约集绅民组织成立，在组织制度及其与官方的关系上多相异于他省农会，具有独具的某些特点。山东农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对推动清末山东传统农业的改良，促进农林蚕桑各业的发展，开启民智，保护农民利益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末年宜兴民变考论

宜兴民变发生在崇祯六年、七年,是宜兴下层民众自发反抗官绅勾结的一次大规模群体性抗争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波及周边府县,影响较大。民变初期,官府采取镇压手段,直接导致事态恶化,而实行招抚政策后,使事件最终得以平定。这次民变不同于其他江南民变,没有生员参加,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下层民众。《明史》等史料认为处理宜兴民变的巡按御史祁彪佳考核落职,是曾为民变时期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报复行为,但通过对周延儒与宜兴陈氏关系、致仕时间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周延儒与祁彪佳落职一事并无多大联系。     

道义、灾荒、民变——长沙抢米风潮新探

道义、灾荒、民变等"合力"共同催生了作为辛亥革命前奏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很快由长沙波及至全省,甚至是临近的省份。此次民变发生的"多元合力"主要有二,即"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其中:"内在理路",是指"道义"(斯科特语)和焦虑、怨恨等情绪;"外缘影响",即指湖南连续的"天灾人祸"。在二者的共同参与和催化下,饥民放弃以往的"低姿态"斗争方式,而采取"前台"形式的斗争,催生了湘省民变。此次民变,是对晚清社会控制的一次检阅,亦为后来的社会安全问题提供了"以史为鉴"的教材。     

皖北农民的歌者：《大地》与《皖北大地》之比较

赛珍珠的《大地》和苗秀侠的《皖北大地》是安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二人共同书写皖北农民形象，但又和而不同，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创作立场与审美思想。赛珍珠作为美国作家，以局外人的视角，更为冷静、客观地揭示清末民初皖北传统农民的优良品质与劣根性的双重形象。苗秀侠作为对皖北农民心怀热爱的本土作家，则以局内人的视角，注重深度挖掘时代浪潮下现代皖北农民的优良品性。     

民国时期湘鄂边区匪祸民变原因初探

湘鄂边区数县古为蛮夷之地,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瘠民贫。民国时期,政治动乱频繁,匪患、民变迭起,加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又不断酿成兵灾,广大边区人民承受着深重的苦难。这个地区在民国时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武装势力,其主要来源有五个方面,即兵(旧军队)、团(地方团防)、匪(武装股匪)、神(神兵)、民(民变武装),表现出天下未乱,边区先乱,天下已治,边区后治的特点。尤其是武装股匪活动猖獗,民变也时有     

灾荒·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

1900-1909年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而政府赈灾济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某些偶然因素.以此为起点的民变与同时期各种斗争聚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革命的环境.     

清政府脆弱的抗灾能力与清末十年江苏抢米风潮

清末十年间,江苏频发的自然灾害打断了灾区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进程,又由于清政府不具备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社会更加动荡,人心惶恐,群体心理失常。清末江苏农民反饥饿抢米风潮的形成是自然灾害频仍与清政府无力组织防灾抗灾双重因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