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犯罪及其审判

税收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法规,侵害国家税收管理制度,妨害国家税收管理活动,情节严重,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21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的补充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我国当前税收犯罪包括: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款罪,骗取出口退税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污染环境犯罪的司法效能提升与多元治理机制构建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已成为司法常态。近年来通过刑法惩治,我国污染环境犯罪高发多发、恶性案件较多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基本上达到了犯罪预防的效果。但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考察以及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精细化司法尚未完全实现。影响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法益是否为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实质客体;不同类型的法益在污染环境罪判断中是否存在位阶差异;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应采取实质判断还是形式判断。对污染环境犯罪应走多元治理的道路,通过加强法律治理、行政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机制配置,并实现其充分协同,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抗税罪若干争议问题辨疑

本文主要探究了抗税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先偷税后抗税行为的定性及抗税致人重伤或死亡行为的定性等问题。     

谈谈挪用公款罪适用中的三个疑难问题

198 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正式创制了挪用公款罪这一新罪名 ,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将挪用公款罪纳入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当中 ,从而确立了其在贪污贿赂犯罪乃至整个刑法中的地位。此后 ,随着打击职务犯罪斗争的不断深入 ,为了进一步明晰刑法第 3 84条挪用公款罪的法条含义 ,以利于司法实务部门正确适用法律 ,准确地惩治日益严重的挪用公款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又于 1998年 4月 6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对挪用公款罪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探究

当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在我国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由于立法的不成熟性，该罪从开始设立至今一直在刑法学界存在颇多争议。为此，本文试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一些探究，以期对惩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立法改善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关于强奸罪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强奸妇女罪(以下简称强奸罪)的犯罪客体、基本特征、犯罪手段等几个问题,在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论较大。由于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因而有深入探讨之必要。强奸罪的犯罪客体犯罪的直接客体,在刑法理论上是指被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而言。强奸罪的直接客体(以下简称强奸罪的客体)是什么?我国法学界大体有两种不同看法: 一、妇女身心健康说。这种看法认为,“强奸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妇女的身心健康,人格和名誉。”或者说是“……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破坏妇女的人格和名誉……。”     

析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几个问题

危害税收征管罪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中的一个类罪名。由于刑事立法上的模糊性和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刑法理论界对偷税罪、抗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等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争议 ,需予以澄清     

关于我国税收犯罪刑事处罚立法的思考

在我国,税收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税收不稳,国家就不稳。从税收的重要性,也足见税收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税收犯罪愈演愈烈,达至空前。从最近几年国家税务总局统计的数据来看,每年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在3000宗左右。涉税违法行为的主体涉及各地区各行业。本文通过简要介绍了税收犯罪及其刑事处罚的立法沿革,得到我国现行刑法十分关注税收犯罪方面的立法的结论,并根据税收犯罪的新态势强化了对税收犯罪的规定,专节规定税收犯罪方面的惩治条款。然而,现行刑法在税收立法上的不足仍然存在,如何完善这些不足是本文的重点。     

商业贿赂犯罪独立设罪研究

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探讨

军职罪在立法和司法上有许多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军职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刑罚体系、军事刑事政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备之处，实践当中也出现了许多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相冲突的情况，使军职罪主体的理论体系遇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完善走私犯罪立法的思考

走私犯罪活动破坏我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进步和发展。因此,走私犯罪立法内容和体例较之其他客体的立法更显得繁杂。我国刑法颁布后,为了加强惩治走私犯罪的需要,又先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一些关于该罪的特别刑事法律决定、规定和条款。这些法律规定有：《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3）、《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8·1）、《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1988·11）、《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12）、《关于惩…     

论犯罪与刑罚(续)

二、正确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 不论什么社会,犯罪都有两种情况:政治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政治犯罪在我国就是反革命罪。如何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历来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方向的大问题。在司法工作中,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就是区分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     

惩治腐败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研究

腐败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一大毒瘤 ,惩治腐败是民心所向。刑法上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正是适应了反腐败斗争之急需。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争议。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客观方面是持有犯罪还是不作为犯罪。实践争议的焦点在于若干实务问题的司法认定 ,即若干“说明”理由的认定     

“政治犯罪”概念探析

“政治犯罪”和“政治犯”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政治犯罪”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它指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触犯刑事法律的一类犯罪。西方国家的法学家认为，“政治犯罪”往往同政治自由、民主、权利等问题相联系。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政治犯罪”是一个有用的和中性的法律术语。我国法律关于“政治犯罪”的表述有五种方式。按照侵犯客体的不同，可将政治犯罪分为纯政治犯罪、复合政治犯罪和牵连政治犯罪。     

由事后惩治向事前合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治理模式转型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已然成为人民群众利益保护的核心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的激增态势,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地使制裁范围更加严密,司法实践也在贯彻从严惩治政策,试图通过纯粹的刑事制裁机制来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治理。但是,当前我国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过分依赖国家公权保护、强化刑法事后惩治性的威慑预防、偏颇定位个人信息保护法益等问题,这导致了事前合规式风险防控机制缺失,不利于个人信息协同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刑事合规通过前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风险控制基点、构建多元化防控机制、提升企业治理的激励性方式,将合规的事前规划式激励预防与刑法的事后惩治性威慑预防融为一体,有利于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理论层面,合规计划融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符合可能、必要且可期待等标准。在实体法层面,应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性免责程序条款,发挥行政处罚程序的出罪功能,同时将单位认罪认罚作为量刑从宽情节,赋予刑事合规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程序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涉罪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完善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     

论单位犯罪微罪不诉

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无疑为打击单位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在单位犯罪微罪不诉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契合,导致刑事司法实务中对单位犯罪微罪不诉的理解与适用产生严重分歧.明确并建立单位犯罪微罪不诉制度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相关制度的设计应包括单位犯罪微罪不诉的条件,对犯罪单位本身和内部直接责任人员可部分起诉、部分微罪不诉,以及微罪不诉的效力及不诉后的处理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电信网络诈骗取现行为的定性辨析

随着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对于在犯罪中收取被害人所转款项的取现行为，定性为诈骗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务界存在较大分歧。其原因是取现行为构成“两罪”的主观方面使用相同的“明知”表述。准确把握“两罪”“明知”的区别，对每个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准确定性。取现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犯存在事前通谋，或者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帮助取现，则构成诈骗罪；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既遂之后，取现行为人明知其所取款项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帮助取现，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浅析贩卖毒品罪的一般认定问题

贩卖毒品罪是毒品犯罪中发案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犯罪形式,毒品一经制造出来以后,必然要通过销售这一途径来实现其价值并赚取巨额利润,而吸毒者大多也要通过购买毒品来满足自己吸食、注射毒品的需要,因而司法实践中毒品的贩卖已成为缉毒工作打击的重点对象。笔者立足于我国刑法关于贩卖毒品罪的具体规定,对贩卖毒品罪的认定问题作些探讨。     

略论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

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是反恐斗争中必须明确的两个基本概念。我国刑法虽然多次涉及恐怖活动罪,但对恐怖活动罪并没有明确概念,亦未提及恐怖主义行为,从而导致一些明显属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案件转以认定为普通刑事案件。文章结合新疆恐怖犯罪的客观现实,对恐怖主义行为与恐怖活动进行探讨,以期厘清恐怖主义行为罪与恐怖活动罪,从而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     

一个应当得到充分运用的法律武器──关于“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的思考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第１１条第１款所规定的“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不是经济犯罪，而是不作为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或拒不说明其来源，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威信。从证据方面看，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