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对蒙古族“因俗而治”的立法原则及其意义

“因俗而治”是清代对蒙古族立法最为重要的原则。它是清朝统治者对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方略的继承的结果，也是清代统治蒙古成功的原因所在。     

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作用及思考

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的政权,其民族政策从职官制度、政区建置、法律制度、选官制度、礼仪与服制制度等方面都体现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因俗而治”的实施不仅对辽朝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对于我国当今民族政策的完善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因俗而治与因俗过度谈起

因俗而治是在民族地区采用的一种特殊治理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但如果因俗过度,则会阻碍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威胁政治稳定和领土安全,制约经济发展,破坏社会团结,给民族地区带来风险隐患。新时代,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借鉴因俗而治的宝贵经验,吸取因俗过度的深刻教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加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形塑“五个认同”伟大共识。     

从“因俗而治”到“五族共和”——中国民族治理模式的近代嬗变

辛亥革命使古老的大清帝国走向中华民国,中国民族政策也经历了由＂因俗而治＂到＂五族共和＂的历史性嬗变。回溯民族治理模式由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变迁,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多元一体”与辽金史研究

长期以来,有人一直以汉族和汉族政权为中国,视辽金为外国。张博泉和费孝通提出的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理论上解决了辽金为何是中国的问题,促进了辽金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中国多元一体理论,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学术概念,符合辽金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朝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实际,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支”——从中华民族构成看民族团结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和"一体多枝"形式的民族构成。在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局面。这种发展局面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形成国家的向心合力。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论中国民间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

近百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从资料采录到理论研究都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但至今缺乏对中华民族民间文学整体格局的归纳。从整体角度看,作为中华文明外显符号的各民族民间文学,具有发生学上的多源共生、历史交流中的互渗互补和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交融整合三大特点。     

依宪治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回顾现行宪法颁布20年及实施过程中的三次修正的历程,提出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依宪治国,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依法行政理念下的行政事实行为研究

在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事实行为与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的关系,阐释了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包括行政事实行为在内的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服膺依法行政的要求。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论行政处罚法上的便宜原则

便宜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上并无明文的依据,但在行政实务中却不乏采用。基于合理行政的要求,在行政处罚法上应当承认便宜原则。便宜原则作为法定原则的一种补充,应仅于特殊情形下适用。由于便宜原则授予了行政机关更加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其在适用时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在将来修订行政处罚法时,有必要对便宜原则作出明确的规定。     

文化基因：五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文化基因的理论观照，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上，认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的奥秘，而葫芦神话则是典型案例。     

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西北各兄弟民族和汉族共同开辟建设的家园。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新疆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论建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意义和价值分析

确立和实施听证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中国宪政事业的发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行政听证制度的价值在于听证制度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认同和理解,提高行政决策的公信力、行政效率、行政质量。完善中国行政听证制度,应该提高认识,正确看待听证制度;切实发挥听证制度的作用,完善法制,规范听证制度,实现听证制度的法制化;加强对行政昕证结果的追踪处理,充分发挥行政听证的现实效能。     

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实行市场化的按劳分配,必须对传统按劳分配理论有较大的突破,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原则.按生产要素分配,必须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应该把按生产要素分配看作是市场经济共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两者的结合是有层次的结合,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按生产要素分配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结构的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我国个人收入的中外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总量分配结构、地区收入分配结构,显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并未危及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从今后发展趋势的预测看,我国居民体现按劳分配要求的生产要素收入将是个人收入的主体,其他要素收入处于次要地位。我国应该长期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简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