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汉代"少吏"是汉代官僚结构中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享有的社会待遇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增俸及休假等内容。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升迁制度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与平衡机制,从而为汉代少吏创造出一种优质的生活形态和仕宦秩序。作为反馈,汉代少吏大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了切实的国家治理。     

汉代少吏选拔资格考述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政府不仅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汉代少吏的升迁渠道,而且为确保少吏队伍的基本素养,从用人源头上对少吏群体的选拔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和限制,主要有五个方面：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识和晓习律令的方面限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限制,即赘婿、贾人、吏坐赃者及其子孙.严格的选拔资格保障了汉代少吏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汉代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科举名衔称谓一览

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举主与门生汉代士人通过察举和征辟人仁做官、主持州郡察举的列侯。刺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宋太祖之后,进士由御前殿试取录,进士从此成为”天子门生”;同时亦明文规定以后举人不得自称考官门生。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汉代谣谚与官吏品评

汉代谣谚以人物品评谣谚突出,但就人物身份而言实以官吏为主体。谣谚与官吏对应关系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东汉"举谣言"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是儒家诗教发展的结果。汉儒将风谣从"民心"到直指"天心"的提升,使风谣与吏事在阴阳五行体系内相对应,从而建立了谣谚与官员考评的关系,完成了谣谚于国家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构建。这也是东汉将"观采风谣"提升成"举谣言"制度的思想基础。谣谚在汉代官吏考评任免中发挥的效用,使汉代社会对谣谚有着特别的重视与需求,客观上形成了汉代谣谚以官吏品评为主的文学面貌。而官吏品评对事功治绩述写的要求、对传播与交际功能的需要则是汉代谣谚叙事特征突出、七言句式大量出现与程式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西汉彩绘陶俑的美学研究

随着西汉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彩绘陶俑展现在世人面前,丰富着人们对汉代美学的认识。西汉彩绘陶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不同于茂陵石雕的雄浑与奔放,也不同于东汉陶俑的动态十足和浓厚的民间生活情趣。西汉彩绘陶俑是王侯贵族审美情趣的体现,它呈现出小巧、柔婉、细腻的审美特征,体现了宁静、含蓄、内敛的艺术精神,形成了汉代美学的柔婉之美。西汉彩绘陶俑折射着汉初无为而治的时代精神,具有楚文化浪漫、飘逸的精神气质。     

渤海龙州三县考

渤海王国(公元698～926年)封域辽阔,纵横数千里,辖境之内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近世学者考知渤海各府州之统县约近一百三十多。上京龙泉府是其五京十五府之一,地处渤海中偏北部,属于“白山黑水”地区。研究和考证府领各州之统县及其治地,对了解本地区郡县行政建置史是有一定意义的。本文主要研究和考证上京龙泉府所领龙州之三县治地,余不涉及。 永宁县与富利县 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上京龙泉府领三州,即龙州、湖州和渤州。三州约占渤海全部川郡的二十分之一强。在十五府之中,上京龙泉府并不是领州最多、辖地最广的一府,但因它与王都同…     

秦与汉初里民生活略论

秦与汉初由于国家授田制得以有效推行,加上当时以宗族豪强为核心的社会势力尚不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对基层百姓的有效控制。这一时期,里吏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忠实履行者,以国家行政为最高准则,而里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透露出较强的行政性,西汉中期以后社会势力作用下所谓的自治特征尚不明显。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基层统治理念。     

汉城人口密度居世界第二

据《韩国经济新闻》1989年6月16日报道,南朝鲜经济企划院对人口所作的调查表明,1988年汉城净增人口18.8万,破10年来最高纪录。10年前的1978年,汉城净增人口高达27.85万人,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自此以后,每年均见减少,1986年甚至出现净减5823人的纪录。汉城流动人口问题严重,在1988年汉城的总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南朝鲜的农民离农现象也十分严重。1988年从郡流动到市区的人数占总流动人口的13.7%;从城市流向郡的人数1987年占10.5%,1988年占9.8%。1987年郡之间流动的人数占总流动人口的6.5%,1988年占5.4%。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情况也十分严重,1987年占68.9%,1988年为71.1%。在汉城人口加速集中的过程中,汉城的人口密度居开罗之后为世界第二。开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已达8259人,汉城为17030人,东京和雅加达分别为14051人和11057人。南朝鲜经济企划院统计局指出,为了阻止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应当加强对地方城市和农渔林的支援和帮助。要在扩大地方城市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的同时,把偏重在汉城的产业、行政、服务等功能分散到地方,使农村增加农业以外的收入,并制定出适应老龄化社会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汉代乡官"有秩"、"啬夫"补论

运用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分析,对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及其相关问题,即可获得前人不曾揭示的一些新认识: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名称虽异,但都是乡里负全面领导责任的最主要的行政长官;汉乡一级的领导体制似应为乡有秩或乡啬夫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又因乡有秩地位略高于乡啬夫,所以也更有机会升迁为二三百石的长吏.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及其与各政治集团之关系——以侨义成郡为中心的考察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扼长江中上游北鄙门户,政治地位十分突出,其沿革与各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关系密切。咸和七年,陶侃以桓宣镇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置侨义成郡。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与义成郡统辖权的归属紧密相关。义成郡统辖权在不同名号的襄阳地区军府和其他军府间频繁地转换,关键在于义成郡军事化的＂乡族集团＂是襄阳地区军府所仰仗的重要力量,而其他军府（主要是荆州都督府）欲削弱或省废襄阳军府时,则往往先将义成郡的统辖权收归己有。义成郡统辖权的转换,见证了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和各政治集团斗争的经过。     

逸闻趣事话“国考”

<正>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为"国考"。在古代,"国考"叫科举,秦汉魏晋时尚无科举制度,到两汉称为"察举"。古装喜剧《刁蛮娇妻苏小妹》演绎的正是宋代读书人对科举的种种态度,诸多清宫戏也对清代科举之细节做了详细介绍。传统戏剧《孔雀东南飞》中的那位庐江小吏焦仲卿,则是汉代察举制的受益者。又到一年"国考"时,笔者结合戏里戏外的故事,说一说古代"国考"的逸闻趣事,或能对醉心于"国考"的学子们有所裨益。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正误——以与今北京地区有关的州、郡为例

《隋书.地理志》与《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北京地区的某些州、郡、县建置沿革,前后矛盾,疏漏多见,往往无所适从。本文试以《隋志》之玄州、平昌郡及《旧唐志》幽州大总管府、玄州、三河县、密云及燕乐县为例,加以考辨,以正其误。     

论班勇经营西域之方略——管窥东汉王朝的西北边防(西域)战略

班勇是中国东汉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当时中原王朝西域战略制定的主要推动者与执行者之一。其经营西域正值东汉与西域第三次断交之际,他力谏东汉政府重立开通西域之大计,主张恢复敦煌郡营兵,复置护西域副校尉、西域长史以及出屯楼兰,出任西域长史后,恩威并举、收复西域诸国,击走了匈奴,最终在解除北匈奴对西域和东汉的威胁同时,重新沟通了东汉与西域的联系。最后,还应历史地看待班勇所承载的中原经营西域的战略。     

辽源市龙首山山城考

辽源市龙首山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土筑山城,最早修筑于汉代。此城南端濒临东辽河,附近有两个土筑护卫山城(七一古城、工农山古城)。龙首山山城既是"夫余后期王城",也是"高句丽扶余城"和"渤海扶余府",更是辽代黄龙府最初所在之地。     

"七"体创作的二百年沉寂与傅毅的写作模式

西汉初年枚乘首制<七发>,是为"七"体之肇始.然而由今视之,拟作之历史却直至东汉傅毅<七激>出方得以开启,其间二百年创作的沉寂何以产生?就其因在于,两汉之际<七发>远未有"伟于文林"的地位与影响,而其自身孔老齐观的思想观念也与汉代开始的尊儒倾向格格不入,规限了模拟行为的展开.傅毅<七激>在挖掘<七发>已有价值的同时,以时代的因子改造其作,确立了崭新的创作模式,开启了后世"七"体创作的历史.     

日本与苏联、东欧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战后,在东西方对立的政治格局的制约、“捆绑”之下,日本与苏联、东欧(以下简称苏、东)的经济关系一直停留在异常低的水平上。以日苏贸易为例,这两个GNP分别占世界第二、三位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仅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3％(1987年数字)。与之相比,美国、南朝鲜、西德、台湾与日本的贸易额分别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30.4%,5.6%,5.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