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理论”对我国“公共产品”经营方式改革的启示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了＂公共产品＂的经营困境。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困境,对待＂公共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态度经历了由＂国家完全掌控＂到＂放松管制＂的转变。其中＂灯塔理论＂最有代表性,即＂专利权＂转租和＂俱乐部收费＂的思路。本文以经济学理论中的＂灯塔理论＂为基点,从＂公共产品＂的资本演进入手,对我国＂公共产品＂领域的经营现状进行剖析,从而提出我国＂公共产品＂经营模式、收费建议及＂两只手＂的协作是我国对待＂公共产品＂生产经营应当采取的方式。     

在“有待”与“无待”之间——荀子、庄子“道”范畴的比较研究

荀子、庄子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在＂道＂范畴的建构中,荀子倡＂有待＂以成＂教化＂之＂道＂,庄子倡＂无待＂以成＂逍遥＂之＂道＂。本文以释道、体道、存道、明道为观照层面,以＂天为＂与＂人为＂、＂类＂与＂游＂、＂群分＂与＂自适＂、＂言教＂与＂不言＂为比较论域,对荀子、庄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     

“泥香”与“土香”的辩证——论余光中诗歌的休息之梦与抵抗意志

以＂泥土之香＂为核心,在＂柔软＂与＂坚硬＂两种对大地的想象中,可探讨余光中诗歌的梦想意识。＂泥土＂是一个极具趣味性的意象,既可以表现出＂泥＂的粘着性,又具备＂土＂的硬质性。从＂盆地-乳香＂到＂厨房-饭香＂,展现出永恒童年的深度主题;＂瓜果＂、＂香炉＂与＂壶＂的形象,则蕴藏着内密性特质。晚近余诗涌现出更多＂香火＂味？＂炉香＂？＂茶香＂？＂药香＂等,这反映了关于大地的另一种想象模式,即坚硬世界的梦想。在＂迷宫＂的心理现象与坚硬＂坯子＂的启示下,可以看到某种＂抵抗＂意志,这种抵抗意志是向＂低孤独＂的宣战,是试图在＂高孤独＂情境中追忆永恒＂童年＂、感悟＂宇宙性梦想＂的尝试。     

易学中的“象数”涵义源流探析及其关系考辨

＂象数＂是易学中的两大构成要素之一。笔者考证了＂象数＂涵义的源流演变过程,归纳指出＂象数＂主要有两层涵义：＂符号象数＂和＂事物象数＂。分析了＂象＂与＂数＂之间的关系,考辨了两宋易学基于对哲学本体论意义的探讨,致使＂象数＂分化成＂象本论＂与＂数本论＂的内涵,认为＂象＂＂数＂本为一体,显微无间。     

汉语“挖掘”义动词的历时演变

在汉语词汇史上,＂掘＂、＂凿＂、＂穿＂、＂抇＂、＂搰＂、＂挑＂、＂撅＂、＂挖＂均表达过＂挖掘＂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消长变化特点。先秦＂掘＂字鼎盛,＂凿＂、＂穿＂、＂抇＂初兴;两汉至唐宋＂掘＂、＂凿＂、＂穿＂并驾齐驱,元末明初＂穿＂、＂凿＂淡出此义,＂掘＂字独占鳌头。明清之际,＂挖＂字兴起,并迅速一统天下,成为表＂挖掘＂义的专用动词。     

试说“任”有“权力”、“力;效力”义——“任”、“权任”、“一剑之任”、“力任”补释

＂任＂有＂权,权力＂义,有＂力;效力＂义。＂任＂和＂权＂构成同义复词＂权任＂,＂权任＂应释为＂权,权力＂;＂任＂和＂力＂构成同义复词＂力任＂,＂力任＂应释为＂力,力量＂;而＂一剑之任＂则应释为＂一把剑的效力＂。文章揭示《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均缺漏,历代注家皆忽略的＂任＂的上述两组词义,并补正《汉语大词典》...     

也谈“N的V”结构

本文在语法界关于＂N的V＂结构研究的基础上,认为＂N的V＂是名词化结构,它是由动态的过程小句中嵌入结构助词＂的＂形成的,是嵌入＂之＂的古汉语主谓句的继承。由于＂的＂的嵌入,使动态的陈述句变成了静态的限制结构,在认知上提高了＂N＂的显著度,突显了＂V＂的外延义。整个结构在表达层面由陈述变为了指称,＂V＂的语法性质也因＂N＂和＂的＂的限制而发生了变化。＂V＂处于由动词向名词转换的过程中。＂V＂之所以具有动词性和名词性的双重特点,是因为＂N的V＂是由＂N之V＂和＂X1的X2＂在认知上概念整合的结果。同时,＂N的V＂属于以＂V＂为核心的向心结构。     

孔子天命观的伦理学取向

责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关怀,借鉴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研究,感悟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路径、由＂知天命＂-＂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此洞见孔子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承担＂天命＂的永恒责任。     

庄子“真人”源流考

庄子＂真人＂思想包含＂天道＂与＂人道＂两个层面。＂人道＂层面的＂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天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中所包含的＂天道＂与＂人道＂的矛盾性源自《庄子》材料来源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从船山历史哲学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在批判继承和发展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上,印上了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烙印,比如:社会本体论、社会交易论和实践理性论等。同时,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与船山历史哲学也有一定的渊源。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交往认同与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

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问题是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西方和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或经验两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实践理论出发,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规则效力产生的基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交往形成了对一定规则的认同,这一认同成为法律规则最终形成的直接动因,这种认同包括自主性认同以及强迫性认同,这种交往认同也是法律规则产生效力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律规则及其应然效力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交往而形成认同的结果。     

人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核心

实践哲学作为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巨大成就标志，人的核心地位最为突出。在葛兰西实践哲学中，无论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人的总和，还是作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及实践本身而言，人都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处于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主要是通过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显著特征——绝对的历史主义及其实质——实践一元论来体现的。     

解析《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生命哲学蕴含

以亨利·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唯物辩证法变化发展的观点作为理论基础,分析《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两类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哲学意蕴。汤姆与麦吉悲剧的产生有相似的原因,但他们的悲剧命运仍有不同之处：汤姆因为迷恋落后的自耕农时代而拒绝社会变化;麦吉由于受制于过去而无法变化。相比之下,迪安先生和鲍勃一生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他们适应社会变化。因此,人不能只是生活在过去之中,更不能试图重回过去,应该接受并适应新的变化。     

布迪厄实践观念的历史钩沉

布迪厄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所提出的“惯习”“场域”“文化资本”“符号暴力”等实践观念在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正或反地翻转西方传统哲学的同时,也践习着西方实践哲学内容大于形式的优良传统,并且成为当代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代表.布迪厄实践观念的发展总趋向则是真理的不断具体化过程——无限逼近真理的过程.     

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围绕三大问题：1）马克思有没有科学哲学？2）如何建构马克思的科学哲学？3）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有哪些独特的见解？它们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有何意义？展开讨论,认为：马克思有科学哲学;人们应该从当代科学哲学问题和马克思原著出发来建构马克思的科学哲学;马克思科学哲学的总体特点是反对实证主义,坚持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结合。在科学哲学问题上,马克思坚持整体论的科学划界标准;承认科学有其独特的方法;赞成科学实在论,相信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主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承认社会科学也有规律。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对于当代科学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力提升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性的认识,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思想政治教育学视野下探究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力的提升,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取向．．     

西方视阈中马克思的精神遗产

在西方学术界的视阈中,马克思为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遗产主要是：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继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从而改变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特别是对其中工厂及其企业家的分析,比以往的任何描述都更为生动和深刻,并对当今的现实经济生活仍然具有解释力;马克思的学术思想,综合了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已经并将继续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     

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19世纪20年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宣告了科学哲学学科的诞生。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有着较强大的内在动力,包括逻辑学、分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在内的“广义的”西方科学哲学在建国前都不同程度地被传入中国。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当时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其社会变革功能。科学哲学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促成了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的成形,使中国科学哲学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泛到精,到中西结合的过程。总体上建国前多数学者缺乏自然科学功底成为了当时制约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障碍。科学哲学在中国要想取得深入的发展,乃至超越西方科学哲学,需要结合中国的思想资源与“科技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双向扬弃的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化”的科学哲学。     

怀特海与老子的哲学类同性和教育独特性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老子的道哲学的类同性在于过程论、生成论、辨证论、生命论、自然论、宗教论、形而上学等方面。老子的道哲学中可窥见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思想渊源。怀特海过程教育的独特性在于突出教育节奏、学校教育、创造教育、整合教育,以及其教育为社会、人类、自然服务的理念;老子教育思想的独特性是其社会大教育观念,主要包括成仙教育、学道教育、养生教育和处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