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朝豪族与社会救济

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人民困窘,北方的豪族积极发起并参与社会救济,对宗族、姻亲、邻里、乡党乃至于陌路之人伸出援助之手,使其免于破产流亡,乃至铤而走险.这些救济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有助于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统治秩序,为各地豪族赢得了良好的公益形象,但也造成宗族、宾客对于豪族的人身依附,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右扶风茂陵耿氏事迹考论──关于后汉豪族势力的个案研究

与冀州巨鹿耿氏相比较，右扶风茂陵耿氏与其虽然同属一族，但由于其豪族势力的据点不同，所以其成长、发展的方式和特点也各异。以右扶风茂陵为据点的耿氏将发展其豪族势力的舞台设在了边关，而后汉朝廷也恰好借助了这一集团的势力来巩固国家的边防。从耿民第三、四代的事迹动向，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

青州麻氏家族是北宋时期一个极有影响的强宗豪族。从这个家族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强宗家族在基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显著特点。而这个家族的兴盛与骤衰，又充分表现出了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与强宗豪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叙述分析麻氏家族这一个案，可以深化我们对宋代强宗豪族具体情况的认识。     

汉代仓储职官考述

仓官在汉代的官职体系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管理仓储,行使有关行政、经济事务职能的载体,汉代国家极为重视对于仓储日常事务的监控,并且依照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郡到边郡的仓储职官体系,这一体系从西汉到东汉屡有分合变迁,并且在秩级、职能、属员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东汉道德教化传统及其历史效应

经过长期战乱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政权 ,为安定社会 ,巩固统治 ,把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作为统治的首要任务 ,从中央到地方 ,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严密的道德教化网络。东汉的道德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它促进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 ,提高了管理者的道德素质 ,也美化了社会风俗 ,其历史影响十分深远     

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 ,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 ,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 ,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 ,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 ,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 ,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 ,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     

汉代海盗与沿海社会治安管理

海盗活动与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既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汉代海盗的活动对沿海地区郡县统治秩序产生了较大冲击,也对汉代沿海地区的乡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此,汉代(主要是东汉)各级政府针对海盗侵袭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治安措施。汉代各级政府针对海盗所进行的社会治安尚不完全属于打黑除恶范畴,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汉代特殊的一段社会治安史。     

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

汉晋时期,名士相互之间兴起一种数字化标榜之风。此风由东汉时开始,最先表现在"郡国之书",随着世家大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又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在九品中正制度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逐渐明显化之后,乡党清议和"郡国之书"失去了择士的现实功能,名士间依然盛行此风,但往往更多地称述于"志好"相同或"同志"间的士人集团。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业"始于经营河北.而对渔阳郡的争夺,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两汉之际,控制渔阳局面的彭宠,先归附更始政权,后来又投依"镇慰河北"的刘秀.彭宠所派出的渔阳精兵,与上谷太守耿况的军队,实为刘秀经营河北的核心军事力量.但是,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彭宠却起兵造反,挥兵进攻幽州牧朱浮于蓟.这与同年正月发生的真定王刘杨谋反之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刘秀在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几近柔软寡断.分析从缓处理的原因,可能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因为彭宠之叛,并非出自彭宠的初衷,而是出自刘秀亲信朱浮的刻意逼迫.当时人对朱浮的"生事"之攀,多持非议.素以信守道德自我标榜的刘秀,在处理彭宠之叛时,势必顾及舆论评价.当然,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刘秀也有刻意作态的必要.刘秀的"中兴之业"由此显现出"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并重的特色.这是汉光武帝与汉高祖经略天下的大异其趣之处.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本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在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