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郑人赋诗与“赋不出郑志”

＂赋诗言志＂体现了春秋时期高雅的贵族文化。在春秋诸侯国间,郑国是赋诗活动较为频繁的一个姬姓中原国家。较之其他诸侯国,郑人赋诗均属宴享赋诗,以赋诗达到政治外交目的;赋诗内容具有地域性特色,用诗比、兴、风、颂兼具,是春秋赋诗实用化的典型。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从诗和史的渊源看"赋诗言志"的文化内涵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仪式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当时真正的职业性外交专家是行人 ,在传统上是由史官充任的 ,并有采集诗歌的职责。行人采集诗歌的目的是用于朝廷或其他正式场合的礼仪中。诗歌为巫史行人的职业性修养 ,“赋诗言志”正反映了这一文化背景。诗歌可用于仪式和谣占 ,被认为具有神秘启示性 ,所以 ,可以通过赋诗来观察个人的意志或命运。     

帝子设宴纳宾贤,赏花钓鱼赋太平--中国古代曲宴初探

曲宴本义,并非设有音乐歌舞之宴。它是古代宫廷赐宴的一种,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无事而宴,时间、地点不固定,席上常有赏花、赋诗等活动,参加的人员主要是宗室成员、外国使臣以及近密臣僚。曲宴是一种高档的休闲方式,由汉到清不断发展变化,而以在宋代最为兴盛,也最典型,多为辽、金所模仿。     

招待客人的礼节

家里来了客人,摆一桌丰盛的筵席以示热情款待,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如何使客人感到轻松、自由、愉快,留下美好印象,却大有学问,至少要注意做到下面四点: 一、要宾主同桌,忌无主之席,男女主人都应尽量陪同客人就餐。筵席开始,如果男女主人仍在     

"歌"与"诵"、"造篇"与"诵古"——秦汉赋诗形态的演化

本文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对“不歌而诵谓之赋”的传统定义提出商榷,并考证了在春秋赋诗活动中,赋、歌、诵的本义,指出赋是诗的表达行为的总名,诗可歌可诵,所以赋义兼歌诵。歌与诵两种形式因为表现的主体和对象相同,在语义层面和某些特定场合下也可以相通。根据“赋”在汉代的语义拓展,我们考察了秦汉间从赋诗到辞赋创作文学形态的演化轨迹。     

愚蠢的驴

这天,主人家来了一位贵客。客人很喜欢主人家的小狗,主人就让客人把小狗抱走了,还叮嘱道：“说好了,我只是借你玩儿几天呵,玩儿够了,还要还给我的!”主人明确表达了对小狗的喜爱之情。     

实用趣味“逻辑”一题：“客人都跑光了！”

实用趣味“逻辑”一题：“客人都跑光了！”黄展骥（香港）１、客人都跑光了！主人约好张、李、王、陈６时正来家里吃饭。到时只来得张、李、王；没来的陈还是主客呢！主人左等右等，直到６时３０分，还是这个样子。主人着急了，不觉冲口而出：“怎么搞的，该来的不来嘛！...     

春秋后期引诗、赋诗、说诗的样态及走向

春秋后期的引诗、赋诗、说诗都一度出现高潮,但到后来,引诗、赋诗活动衰落,而说诗风气继续蔓延。这个阶段的引诗、赋诗,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说诗则是由简入繁。引诗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赋诗出现审美属性强化的趋势。训诂说诗、义理说诗,以事说诗,是当时说诗的三种主要方式。     

隋唐帝王边塞诗

帝王边塞诗多凯旋题材.隋、唐时期有三位君主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隋炀帝诗多耀武扬威之作,风格凌厉;唐太宗诗将乐观必胜的宏伟气度与悲壮的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唐边塞诗风;唐玄宗诗稳健明畅,表现了他开边黩武表面行为之下的深层思想.晚年的玄宗仍保持了一定的清醒,对于民族政策是开明的.唐朝能够战胜安史之乱,与此不无关系.     

郑珍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运动前驱郑珍之山水诗,以描写黔、湘山水景物、“凿破南荒千古閟”,于近代诗坛独树一帜。其人生前期以纯山水诗居多,后期则与君国忧及战乱紧密相连,但与政治改革无涉。其山水诗风格以平易自然为主,又不拘一格,至于人评其诗“生涩奥衍”,只是其风格之一而已,不可以偏概全。郑珍山水诗在艺术表现上颇多独创之处。     

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 ,也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学思想源于北宋周、程有关文艺的看法 ,但又受家学师承的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 ,除了以抒写自我情怀为主外 ,还有忧国忧民的感愤之作 ,以及自适自持的酬唱 ,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     

《诗经》与先秦诗学的政教色彩

先秦诗学的总体特征是以政治功用的眼光与标准来评价作品,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诗经》,其具有的特殊性无疑与这一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其表现的内容也大多围绕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儒家士人更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对《诗经》进行阐述。而《诗经》的"言志"功能则进一步表明:在先秦,诗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教需求或理想。     

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

通过分析经学与“汉乐府诗歌”及“汉大赋”两者间存在的具体关联 ,笔者认为 ,没有经学的“王官采诗说” ,就没有汉乐府的设立 ;没人去采诗 ,那些饥者、劳者的歌唱也就得不到保存 ,也就难以进入到后人的历史视野中 ;没有经学的“主文而谲谏” ,也就没有汉大赋之所以为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定体式 ,文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作用甚至可以大到决定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有”或“无”。一个关乎中国文学史全局的事实是 ,汉代经学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国人对诗歌文学的独特兴趣。     

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在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比前代诗人有很大发展,所以在唐代格律诗中大量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且通体专用比兴,力求寄意的深隐与情味的隽永。李商隐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的创新方面,卓然自成流派,其诗从情意、辞采和声韵等方面表达了诗的艺术特点,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独具特色。     

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

金圣叹一生中与苏州戴氏交往密切,常见史料中便有“戴生”早年参与其扶乩降神、中年时有弟子为戴悦、晚年与戴云叶唱和甚殷的记载,并在所撰诗文中涉及“子兄”等人。通过《贞丰里戴氏族谱》等珍稀文献与有关别集、笔记的对读,可见其敬佩和深交的戴氏友人,或为慷慨赴死的抗清义士,或具排难解纷的勇略侠情。     

战云惨淡心寒苦论李白的反战诗

李白的诗是盛唐诗歌创作的一座高峰。他的诗作中有一类诗是反对战争的。李白走的是浪漫主义之路,他的反战诗是主观的想象的,写的是心史。面对战争惨状,人们的心里是愁云惨淡,李白也是愁云惨淡。所以,他的反战诗以别一种姿态出现。那就是写战争环境下各色人等的心苦;以心苦的展示,来抒发对战争的否定和反对。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