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离骚》文体风格比较探源

自《楚辞》产生以来,历代学者对其风格有过许多表述。对《楚辞》风格的种种表述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以司马迁、班固和王逸为代表的汉代学者对《离骚》的总体风格的论述。司马迁以"兼"确认《离骚》的总体风格。班固以"弘博丽雅"定位《离骚》的总体风格。王逸以"博远"概括《离骚》的总体风格。以世界诗学为参照系对这些学说进行辨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离骚》的总体风格,也有助于认识《楚辞》和整个诗骚传统,从而推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变骚与反骚:朱熹对李白《鸣皋歌》的论述与扬雄赋之对读

朱熹晚年依仿晁补之重编了《楚辞》系列,展现了朱熹意欲重现屈《骚》经典的辞赋学价值取向,以及通过更新赋篇选录与道学相关论述来体现经史观照取向。《楚辞后语》中朱熹沿袭晁氏收录《变离骚》的形式,选录了李白骚体辞赋《鸣皋歌》,然而朱熹重新以贬黜眼光将《变离骚》安置于《楚辞后语》中,以审视扬雄此赋对于屈《骚》经典及其君国纲纪违忤及亵渎,并涉及扬雄由汉投效王莽新朝的评价;在朱熹的经史观照下,李白《鸣皋歌》有继踵屈《骚》忠君爱国,却被谗见放的比兴情志,虽然李白曾入幕永王璘,朱熹目为文人报国情深。赋中寓托了李白"忠君爱国"之旨谛,从而为向以傲岸不羁的诗仙平生形象、重新赋予兼济君国的士臣情志埋下了伏笔。     

《离骚》创作时地新探

现当代楚辞学界对《离骚》的创作时地仍然有许多不同看法。根据对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载和对《离骚》及其它可靠屈原作品的仔细、全面的解读与分析,《离骚》最有可能是在约楚怀王（公元前313年）至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所作,是屈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早的作品。     

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田<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

谢济世的《离骚解》在清代纷繁的楚辞注疏中不同于其他众多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谢济世"以己注骚",用自己的忠贞之心为独特的注疏视角,所见所得颇具独特创见,既由己推人,断定且坚信凭屈原忠义大节,定不能背君而"去国",并以此作为解读《离骚》的推理前提和论证依据;又"落实"文本注疏,以"现实化"的内容和形式,解读《离骚》"超现实"的想象。另一方面,谢济世"以骚注己",这种解读方式有着特定而深厚的形成机制;"以骚注己"具体表现在谢济世通过注解《离骚》,感怀自身坎坷"身世",表达爱国怀忠情志,并隐喻自身对于现实政治和出路的思索与探求。     

《离骚》乱辞新解

自东汉王逸以来,学界对<离骚>乱辞的解释存在颇多争议和疏漏,譬如彭成为何许人,为一或为二,彭咸水死说的证据何在,释"彭成之所居"为水死的合理性又何在?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楚辞>文本和当时语用实例,提出:彭成本为二人,彭咸水死说系汉人因屈原水死逆推所得,<离骚>中的彭咸是诗人对他所请教的巫师的借代称呼."居"是安顿之意,"从彭成之所居"即听从巫师的指点,"所居"的内容则是"远逝",这在<离骚>文本中皆有落实.因而<离骚>乱辞只是对前文的总结:前二句对应诗歌的前半篇,痛陈"国无人莫我知"的苦闷;后二句对应诗歌的后半篇,叙述"彭咸"等巫师的指点以及诗人如何听从他(们)的安排.     

《点石斋画报》及其编辑传播策略研究

在对光绪十年(1884)创刊于上海的《点石斋画报》进行原始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其编辑出版传播策略历史脉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新线索。结果表明其具有全新的石印印刷技术传播保障、清一色的中国主编者与主笔者、以《申报》为依托的发行传播、以天干地支八音六艺为主的独特编序,以及以"颖异"、"新器"和"新物"为主的传播旨趣等传播特色。完全不同于《小孩月报》以文字为主插图为辅的做法,与《寰瀛画报》的报道内容多以外国为主亦不同,与此前画报或人物画像报道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从新闻的视角,通过图文并茂的新闻画报样式,将"奇闻"、"新知"、"时事"等图文信息传播到了上至官衙学堂下至市井街巷的广泛空间,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广泛影响。     

《扬州水道记》与《宝应图经》

《扬州水道记》历来在学术界评价极高,而《宝应图经》却一直默默无闻。其实,《扬州水道记》中的创见,大多来源于《宝应图经》;而刘文淇则尊重刘宝楠,并进一步扩展了刘宝楠的学术成果,他们都对扬州水道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略论民间故事的文化生态——以都镇湾故事为例

都镇湾故事是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镇湾镇流传的民间故事的总称。都镇湾故事的讲述者多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老年农民,讲述故事的传统植根于都镇湾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明清时期都镇湾人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文化的联系、20世纪都镇湾的对外交通状况以及都镇湾人日常生活的情形,构成都镇湾故事的文化生态。     

贝娄早期小说《受害者》思想命题探微

贝娄在《受害者》一书中塑造了一个禁锢于个人狭隘意识、对他人与外界冷漠麻木的人物形象—赖温索。作者运用具体生动的现实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变化与成长 ,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命题     

论翻译中的默认值识解——兼论《聊斋志异》英译

识解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认知识解阶段,以Langacker为代表;2000年以后的的动态识解阶段,以Croft&Cruse为代表。不论是Langacker的认知识解还是Croft&Cruse的动态识解,都重视对外界观察的详略程度、被激活的概念内容的配置、其他表达式的意义结构、描述事物的认知参照点、注意力方向和焦点的确定等内容。这对于翻译中默认值的识解研究很有启发。根据Croft&Cruse的语境约束和默认识解理论,可以对古典小说进行默认值分类研究,并对其英译策略和英译原则作出进一步探讨。     

《老子》中的隐喻思维——以“水”“谷”之喻为例

从隐喻视角来看,《老子》的叙述方式与西方隐喻理论不谋而合。经文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喻象使得微妙难闻的大道得到揭示,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通过喻象得到互动,"水"与"谷"具有处下、居卑的意蕴,具有承载长养的作用,"道"的诸多特性通过"水""谷"以及"婴儿"等一系列喻象得到彰显。隐喻思维在《老子》的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道"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隐喻,"道"作为"道路"具有指向意义,然而"道"作为言说方式又不能言说最本原的存在,以"水"与"谷"为切入点以隐喻理论为视角来理解《老子》或许是值得尝试的方式。     

《永别了,武器》中的科技翻译实用化处理

以《永别了,武器》为例,比较国内两个译本对科技术语的处理,并对小说中的科技术语进行试译。在翻译科技术语时,译者不但要对原著意思进行彻底勘查,吃透原著的用法和指意后再进行翻译,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工具书和专业研究人员的帮助,确保译文的准确无误。     

从《知音》篇看刘勰的文学作品审美结构

从审美学的角度切入<文心雕龙·知音>,通过对知音式鉴赏过程的考察发现刘勰在文中提出了"玩绎"美学观,并由此得出刘勰的文学作品审美结构.其审美结构表现为逐层推进式,分别为语言层、情感层和意蕴层.     

中国“革命”的远祖——漫画中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

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的最大主题是革命。从20世纪初开始,在大半个世纪里,中国人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激情鼓荡,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即讨袁战争),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致最后走向一个极端,把革命从手段变成目的,把在一定历史时期必要的革命夸大成永不停顿的、无间断的革命,终于酿成史无前例的灾难。百年弹指,今天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目标,是要模仿美国的政治架构,但采取的手段,却是承继法国大革命,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     

日本礼仪中忌讳语的变迁及最新发展——以“死亡”为例

从忌讳语的概念界定入手具体阐述日本礼仪中的"死亡"忌讳语,通过对部分"死亡"忌讳语的具体分析,阐明忌讳语本身及其功能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进一步阐明忌讳语受重视的程度及其存在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的发展等而逐渐淡薄,但仍将长期存在。通过探讨发掘隐藏于忌讳语背后的日本社会文化现象,把握日本民族心理,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