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王朝"

本文以余秋雨的散文集《山居笔记》为研究对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与"势"的相互交织,来探询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人的历史及其未来的思考.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从"成功文人"、"隐士"和"小人"这三个角度,来剖析余秋雨在20世纪末营造文人"英雄过去"与"美好未来"的苦心,但是无论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还是"话语讲述的年代"所造成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环境都在无情地击碎着余秋雨美丽的梦想.他所经营的"王朝"已经远去.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到乡间去":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

20世纪20年代,在知识分子城市化的大潮中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到乡间去","到乡间去"可以从四个层面理解:知识分子对自身"不在乡间"的反思;对"乡间"概念所指对象的判定;选择以何种手段进入"乡间";"乡间"对进入"乡间"知识分子的改造.这四个层面不仅透射出20世纪2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到乡间去"的逻辑,体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和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同时也昭示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乡村道路胜出和城市知识分子转型的社会必然性.百年来,知识分子城市化大潮虽经短暂停滞但总的趋势不可阻遏,同时知识分子与"乡间"的疏离也进一步加剧,站在21世纪20年代回望百年前的这段历史,仍能够听到"乡间"对知识分子呼唤的回声.     

转义性认同:论胡适的谴责小说解释策略

胡适是五四时期比较重视新文学范式兴起的本土条件的知识分子.他对<儒林外史>与谴责小说的性质与关系的解释,为理解五四的文学进化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例证.但他对<儒林外史>的"孔孟教训"与谴责小说的"改革"、"反省"的认同,本身是通过某种意义的转换完成的.胡适将话语从其历史语境中分离,并在新的语境中创造了意义的"趋同性".这反映了他整合现代与传统资源的特殊策略,一方面突出本土历史的变迁与传承,另一方面又依赖科学主义与传统("道")的对立预设.语境的迁移在解释学上恰与晚清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思想形成逆转,胡适很大程度上通过这种策略确立了现代知识分子作为独立解释主体的地位.     

论"伤痕-反思"小说的奴性意识

"伤痕-反思"小说的文本特征凸显了作家与民众封建、愚昧的奴性意识.在现代性危机日趋严峻的今天,要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反思,就必须重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     

不要轻言"终结"

2003年岁末,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天涯>杂志社发起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讨论会,在海口召开.作为一个不断派生的论题,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总是被不断提及.依照有的学者的说法,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四重奏"(南帆).那么,这个问题今天再次被着重提出,正是以"知识分子"作为身份自觉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的历史责任感(以正义感为主要构成的"政治伦理")的表达,和对文学与"革命"、与"大众"的关系的再思考.     

"受难的形象"--论穆旦诗歌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

穆旦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受难者的写作方式,从一种内在的精神困境出发,窥破了现存文化的种种虚伪与神话,沉潜至更为深刻内在的思想探险与精神求索中,完成了一种痛苦艰难的转换,最终成为一个被苦难的血水所激醒的现代主义者.这种受难者的自审意识使他获得正视自我、直面生存的勇气和可贵的怀疑反思精神,突显出一代先觉者精深高贵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从知识分子自身建设来说,它标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转型中理性的自觉与成熟以及思维的现代化趋向;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来说,它接续并深化了五四启蒙传统.作为九叶诗派"走得最远"的一位,穆旦诗以其负荷着民族苦难又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双重受难形象,在悲怆的历史意味中蕴涵了深厚的文化力量与超前的人格价值.     

"我论文章尊五四"——舒芜的精神回归之路

舒芜的"回归五四"之路既是独特的个案,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道路的缩影.新时期以来,舒芜通过鲁迅研究,重提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和个性解放的特殊价值;通过周作人研究,强调知识分子的自主精神;通过反思文革,掂出知识分子的奴性与异化问题等等,每一波反思都紧扣五四所未完成的启蒙主题."舒芜的觉醒"不仅是他个人的觉醒,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觉醒;舒芜的曲折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涅槃之路,它充分昭示了:五四所开辟的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传统的巨大感召力.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