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研究中“四体二用”说的确立及其应用——读《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理论研究的突破,常常造成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说文之学一反宋、元以来六书学的传统,异军突起,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局面。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为代表的四大家,在汉字研究中各具特色,成绩卓著,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理论上得力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则是共同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学习前贤的著作,     

桂馥与阮元交游述略

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说文》四大家之一。他嗜好金石,精于篆隶,善治《说文》,并以此为基础,广交天下学人。其中一位忘年之交,就是大名鼎鼎的阮元。二人切磋问学,诗作唱和,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与阮元的交游,桂馥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交谊范围,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学术造诣。     

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新证

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真实地展现了当时文字和词汇使用的情况,是珍贵的语料文献,为《说文》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利用秦汉简帛文献中的一些用例,可以从"字形新证"和"字义新证"两个方面证实《说文》中的一些收字和说解。     

汉字研究中“四体二用”说的确立及其应用——读《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理论研究的突破,常常造成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说文之学一反宋、元以来六书学的传统,异军突起,开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局面。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解字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为代表的四大家,在汉字研究中各具特色,成绩卓著,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理论上得力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则是共同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学习前贤的著作,弄懂其传承的脉络,对当前字典编写和语言学史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四库全书纂修官,经部负责人。江永,字慎修,是戴震的老师。江、戴师徒之间交往密切。《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以下简称《论小学书》)是一篇重要的学术通讯,主要是讨论“六书”中的“转注”问题。汉字理论研究中著名的“四体二用”说,就是从这篇学术通讯中提出来的。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假借理论和实践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清代学者研究《说文解字》的名著之一。和以研究《说文》本身为目的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     

江沅和他的《说文解字音均表》

有清一代是《说文》学的鼎盛时期.在清人研究《说文》的三百多种著作里,段、桂、王、朱四大家的著作犹如四颗煌煌巨星,其余著作则如满天繁星,围绕着它们.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又是公认的四大家中的魁首,所以清人补充、订正段注的著作不少,江沅的《说文解字音均表》就是其中的一种.     

新书架

书名:《说文解字音证》作者:贾海生内容简介:《说文解字音证》由浙江大学古籍所贾海生教授所著。全书依据曾运乾及其弟子郭晋稀研究所得的古音系统,就《说文》中的九千余字,以古音三十部为纲,别出谐声声母,从声母得声的字系于声母之下,以喉、牙、舌、齿、唇五音为序,每一音中又依古声十九纽对举阴声、入声、阳声之     

桂馥与周永年交游考述

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说文》四大家之一。他嗜好金石,精于篆隶,善治《说文》,并以此为基础,广交天下学人。其中相交久、相知厚者之一,为济南历城周永年。二人切磋问学,一起创办借书园,一起纂修《四库全书》,相识相交近30年,直至周永年辞世。他们共同筹办的借书园,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修辞”之“辞”本义谈

对"修辞"之"辞"的本义,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证之以《周易》原文,《说文解字段注》及其它典籍,《说文》中之"辞"应为"说也";《易·乾·文言》中"修辞"之"辞"应是"文辞"、"言说"之义.     

《说文》释义考释举隅——以出土文献为依据

运用出土简帛文献校证《说文》字义7例。有的是校证今本《说文》讹误者,有的是证明后代学者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此外,运用出土简帛文献印证《说文》收字不误者15例。《说文》中有些字传世文献没有用例或用例晚出,无法证实这些字是汉代及汉以前的用字还是后人妄加。新出简帛文献可以提供用例证明《说文》收字释义不误。     

字义行废说

<正> 词义是现实现象的反映。汉语的词是用汉字记录的,书面的形式是一个一个的方块汉字。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的关系一般是统一的,所以研究古汉语即以字为研究对象。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解的对象就是文字。这是一部“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见王念孙《说文解字序》)的书,说字形,明声音,解字义。解字义正是训诂工作。许书成于东汉,到清代段玉裁替它作注,中间相隔一千七百多年,社会发展了,语言文字也随着发展,字义自然也随着发生变化。许书以收小篆为主,所以说解字义是根据小篆,而所说皆本义。段玉裁作注,于字义部分多有阐发,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注出某义行某义废。行废之说,根于文字本身,也缘于社会发展。根据《说文》,本于文献,参照段注,字义的行废,可得数例,分说于后。 (一)字义未见或少见经传而废例有些字的本义不见文献语言,因而本义便自然地废而不行。殿《说文》:“殿,击声也。”段注:“此字本义未见。”殿训击声,文献未见     

段玉裁关于《说文解字》列字归部的讨论

段玉裁就《说文》一部分形声字、会意字及会意兼形声字的归部问题进行了讨论。字义所重和字有统属是《说文》一部分字归部的主要依据。段玉裁把《说文》的归部之例与词义问题结合起来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说文》体例和词义研究。     

《说文解字》中的"邗"字新释

"邗"为古国名,《说文》收入邑部,许慎对其字义、读音等进行了说明。考之《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许慎依据汉代行政区划对古邗国地理位置的说解存在问题。清代的"说文四大家"在解读《说文》时均未发现这一问题。清人在释"邗"字时,不仅未能理解许慎本义,而且有偷换概念之嫌,即以"邗沟"或"邗城"替换许慎所言"邗国"。     

《说文》、《玉篇》歺部字意义分析与比较

《说文》是一部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篆书字典,《玉篇》则是按《说文》体例编撰的一本楷书字典。这两部书都对字义有所阐释,然而释义的重点有所不同,《玉篇》已不再局限于说明文字的造字本义,而是在文献用字的基础上,对其意义加以注释．因而字头下不止一个义项。这两部书在训诂学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仅对两书中的“歺”部字意义进行分析,按词义对词进行聚合,然后比较两书在释义上的不同点。     

试论《古今正字》的价值

《古今正字》是初唐时张戬所著的一部《说文》系的字书,因其早佚,故少有人着意.兹据相关史籍与此书的佚文,对其在文字学、词汇学和辞书学等方面的价值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论《徐笺》补正《段注》说解字形的成就

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在补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字形分析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表现有三:运用钟鼎文研究的成果来考证字形;吸取宋元明文字学研究之精华,继承与发扬其说解字形正确的部分;通过对字义、词义的分析,结合汉字造字理据说解字形,补正段说.虽然他的字形分析有的并不正确,有的考释有待商榷,但瑕不掩瑜.纵观《徐笺》中对《段注》说解字形的阐释、批判与补正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徐氏乃是在坚持考据精神之下,主要以古文字为切入点和依据,并触及字义,来考察、分析汉字字形,并继承和发扬了宋元明时期《说文》学领域的治学精神,许多结论都与后世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相合.不仅在《段注》说解字形的补正上取得了成绩,更为汉字的字形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文》学著作丛考

本文通过对四种《说文》学著作的考辨,认为清唐赞衮的《说文字原表》是抄袭之作,《说文偏旁》一书系张之洞新选,《说文解字篆韵谱》是《说文》的通俗简编本,《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是《说文》的韵编本。     

《说文》古文研究

《说文》古文保留了大量战国文字资料。通过将《说文》古文和楚简文字相比对,可以发现很多《说文》古文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说文》古文主要来源于古文经写本,但这并不是唯一来源,可能还有鼎彝等其他古文字资料。     

《说文》部首性质探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说文》540部,“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而不是检字法原则的部首”,明代梅膺祚《字汇》在《说文》540部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214部,才是检字法性质的部首。这种把说文部首与检字法部首对立起来的看法,未必妥当。实则许氏所精心创制的540部,既是说解文字的文字学部首,也是供读者查检用的检字法部首。一、《说文》部首的设立《说文》将所收的9353个字,按小篆的形体构造,把具有共同表意部分(王力称之为“意符”)的字归为一类,共分540类。每类字就以这些“共有的表意部分”作为代表字,叫做部首。《说文》部首有的是独体字,也有许多是合体字,这些部首字以一定的形体,表示一定的意义,成为各部字的基本构件,在字形和字义两个方面统领     

道国考

<正> 道国,在史籍上只有一鳞片爪,要考其起源是非常困难的.大约也封于周初,为子爵小国,由于微不足道,所以史籍极少记载.到春秋初期,被楚国所灭.一、道的名义据西周早期的《貉子卣》作(?),晚期的《散氏盘》作(?),春秋时的《曾伯固》作(?),战国《中山王鼎》作(?),《盟书》、作(?)、(?),《诅楚文》作(?),信阳楚简作(?),都是道字.古字书,一般都释为道路、道理、道德及导引之类.桂馥《说文义证》谓:“寸部导,后人加之.《经典》导引亦作道.”《左传》隐公五年:“请君释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