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配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婚姻法中没有对配偶权中的夫妻的相互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及所涉相关法律责任问题作出规定,仅分别对夫妻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作了倡导性和禁止性的规定。文章从比较分析国内外立法经验和现实问题的角度,在深入剖析我国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就我国婚姻家庭法如何完善对配偶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

我国<保险法>第17条、18条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但未规定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文章认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可致投保人撤销权之发生、保险人责任免除权之丧失和投保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成立,以及投保人所受损失、所失利益之赔偿和过失相抵等法律效果.     

夫妻间的同居义务

夫妻间的同居义务是夫妻其他权利与义务的基础。国外有相关的立法规定。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此问题的规定还是半遮半露。笔者建议对夫妻间的同居义务作出积极的立法规定 ,并对不履行同居义务的抗辩事由以及无故不履行同居义务的相应救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论我国女性在非婚同居中的损害之法律救济

随着非婚同居行为的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也呈现出多样化。虽法学界已意识到对非婚同居行为进行立法规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但对同居中女性健康权问题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然而我国现有的婚姻法及相关法律中并未对非婚同居行为进行规范,女性在非婚同居中受到的人身损害也就难以得到相应的法律救济。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女性在非婚同居中所受损害的类型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对女性权益保护的不足,并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实践,结合我国社会的特点,提出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论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法律保护措施的不足与完善

2001年《婚姻法》第四条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我国现有婚姻法律的相关规定之下该规定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没有建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共同侵权人的立法处于空白状态,对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的界定也不全面,这就导致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措施。     

关于完善老年人再婚自主权益法律保障的相关对策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大部分单身老年人有再婚的需求。为避免老年人因同居或再婚而使人身或财产权益无法受法律保障,我国应对老年人再婚自主权益法律保障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具体做法是通过在《婚姻法》中设立老年人同居制度、增加约定财产制内容条款,并强化司法执行措施,从而达到真正维护老年人再婚自主权益的目的。       

对中国当代性法律之再探讨——与李银河先生商榷

法律对性行为的调节不仅仅是刑法中的三条规定,涉性的法律贯穿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等法律中,国家行为与风俗、道德等共同干涉性行为是不会被改变的,改变的只会是干涉的方式.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法律保留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众法之母。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能体现对民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有学者把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制和“法治”状态对生命价值等公民权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使我们反思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缺失,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如何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鉴此,我们刊发周叶中、韩大元等著名学者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解除同居关系后彩礼返还的法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彩礼的返还做了规定。我国现阶段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基于婚约给付彩礼的现象仍十分普遍,很多人举行了结婚仪式后便开始同居生活,同居关系解除便产生彩礼返还纠纷。司法实务中,对同居关系解除中彩礼返还问题的司法解释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难以有效解决纠纷。因此,需要对同居关系中的彩礼返还问题作理论梳理,本文通过实务案例分析现行法律的漏洞所在并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中国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完善问题探析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特别是对夫妻之间应当具有的一些重要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作出全面的规定,内容上仍显粗糙,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化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建议在今后修改《婚姻法》或制定《民法典》时,对夫妻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夫妻生育权和家事代理权等重要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涉外同居关系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涉外同居关系,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外国或外法域的实体法或司法判例非常正视这一客观存在,并通过立法或司法判例有限制地保护该特殊身分关系。我国大陆婚姻家庭立法却回避这一现实问题。实际上,涉外同居关系并未违背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及公共秩序保留原则,而且正视它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法价值。中国大陆涉外同居关系适用法律问题,有适宜的国际法律环境,可以在国际私法现行规则下,采用适宜的"间接适用的法"与"直接适用的法"加以解决。     

试论行政执法不作为

行政执法不作为是指行政执法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其具有违法性、法定义务的作为性、行为方式的消极性以及单方性四个方面的特点。抽象行政执法不作为和具体行政执法不作为、申请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和职权行政之行政执法不作为是行政执法不作为的两种基本组合分类。认定行政执法不作为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当代债法改革:观察与解读

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开展的债法改革,从内容和理念变化来看,总体上体现着一种现代化要求或趋势。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和三个重点。两个层面是指国际统一或区域统一的层面及内国债法改革层面。前者主要体现为合同统一法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种统一是以深度市场化和国际交易全球化开展为指向的;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主要国家纷纷改革自己的债法,特别是在其结构基础层面作出重要变化,以求债法规则不仅在具体发展上而且在结构基础上与现代交易复杂特点能够契合,总体上的做法是开放而富有弹性、融合而易于包罗,并致力于回应效率化和社会化的双向吁求。三个重点则分别是整合、融合、现代发展。因此,当代债法改革,以其内容和理念发展变化重大,不能看作是私法领域某种仅具技术意义的法律调整,而应该认识到它体现着当今私法面对时代变迁正在展开的一种根本转型,标志着私法历史上第三次的重大发展。     

论物权法和债权法的关系及对我国物权立法的启示

物权法和债权法的分立起源于罗马法.二者的分立是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分析和法典构架的基石.但近现代以来,物权法和债权法出现了融合,尤其表现为物权的债权化和债权的物权化.我国物权立法的定位和制度设计应在坚持物权法和债权法分立、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前提下,针对二者融合的趋势作出立法上的调整.     

债法现代化与商业化

社会商业化加剧引发的债法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民商法影响深远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先后卷入其中,对各自的传统债法进行局部或整体的修正。欧盟范围内的私法一体化运动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同步进行,最终的结果尚不可知,但已有的法律文件或研究文献预设了欧洲债法发展的道路。中国债法的发展必然会跟进世界债法发展的趋势,即将制定的中国民法典必须在法律观念、具体制度设计和法典架构规划方面,形成清晰的判断。     

普通法上董事义务的成文化——对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中董事义务的评介

本文在介绍新西兰(1993年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规定的基础上指出：其特点是将原属普通法中董事义务成文化,其目的看起来是要脱离普通法,但实际上,在公司法施行中,在对有关公司法的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靠普通法对董事的义务进一步解释和完善。     

哈特对法律概念命令说的批判——兼谈法律的强制性特征

法律概念的命令说在西方源于阿奎那 ,经霍布斯至奥斯丁趋于成熟 ,强调法律的强制性是命令说的基本特征。 2 0世纪西方著名法学家哈特对法律概念的命令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其中对授权性规范的强制性予以否认。笔者认为 ,将强制性作为法律的基本特征是可以质疑的 ,这种观点是专制主义的义务本位法文化的表现 ,应予革除。     

主体演化中的私法设定——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给予中国经济演变的启示

市民社会反映了追逐利益的私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与他人进行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随着这种关系在整个民族国家内持续扩张，甚至在民族国家间发生联系，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分离也日渐明显。黑格尔试图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探讨个体身份和私法之间的演变过程，即从道德主体向法人的角色转移及其承担的道德义务向法人义务的转化。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演化说明了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他人协作才能实现自身欲望的初衷。这种探讨对于剖析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不足具有积极意义。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