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子”

父亲得了癌症,住院一个多月了,他却没来过几次.即使来了,也是放下钱,说不了几句话就走.他说公司忙,离了他就转不动.再说,还要照顾孩子.看着他匆匆离开,母亲总忍不住暗自落泪,深恨他不孝.从小到大,父亲为他付出了多少心血?他几乎没让大人省过一天心.小学顽劣,中学忤逆,大学和人打架被劝退,开公司亏得一塌糊涂,结婚,离婚,父母为他操碎了心.     

悲剧产生于可笑与可敬之间--论孔乙己的悲剧

孔乙己既是一个可笑之人,又是一个可敬之人,更是一个可悲之人.他的可笑,是因为可悲;他的可悲,又是因为可笑.而在这可笑与可悲的背后,是他的可敬.因为可敬,所以他可爱.     

试论康德崇高理论的缺憾

康德的崇高理论存在于他的哲学系统之中,无形当中受到了他的先验、理性等哲学理念的影响.这与康德所存在的时代有关.他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信仰应用到自己的哲学、美学上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了他论证崇高普遍性的起点.这造成了其崇高理论的普遍性的误区.同时,他的哲学以及思维方式上的特性,使得他过分地夸大了审美主体性,几乎消解了崇高的客体.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理论的单一和贫乏.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玉锁霓虹·烟寂凉

他说他叫嫩头,我斜了眼瞅他,觉得好笑.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他却不是一个奇怪的人,至少我现在这么认为.他很随和,像孩子一样顽皮的笑容始终悬挂唇角.他是我的师叔.     

家是放“心”的地方

那天,他的心情很好,因为策划方案通过了,老总特意批了他3天假期.下班后,同事嚷着让他请客,他欣然应允.待一帮人吃完饭、唱完K后回家,夜已深了.他飘飘然地进屋,喊妻子的名字,没人应.一低头,就看到了妻子放在柜子上的离婚协议书. 他发了蒙,没想到她会来真的.以前他们也闹过,但至多是她怄气不理他,或者跑回娘家住几天,过后就自动和好了.可这次,妻子显然动了真格,她已经把自己的东西打包带走,协议书上财产分割得清清楚楚,房子归他,存款归她,孩子也由她管……     

亲情最简单

地狱之门"哐当"一声,把年轻人关在里面了.那些没有被关进去的人站在门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首先过来的是他的朋友,他对地狱之门的看守说:"放他出来吧,他还很年轻,还有很多活儿要做.也许他会改正,把活儿做完." 接着过来的是他的情人,她手抓住栅栏,泪如雨水般地洒落.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王蒙以他的反思性、以他的语言修辞策略、以他对历史的执著记忆,始终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性所在.这使人们在把王蒙理解为一个主流作家时,有必要保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     

磺胺药惹“性病”差点要了丈夫命

周末的一个晚上,以前房东的大闺女青莲急冲冲地来到我家,说: "叔叔,你快去急诊室看一下,我们家建良他,他……" "你不要着急,建良怎么了?" "这几天建良走路老是一瘸一拐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老不说,我以为他摔伤了腿,后来才知道他下面发炎溃烂了.最近几个月他都在出差,我估计他没干好事,说不定染上性病了.他却一口否认干过坏事.我陪他去一家私人诊所就诊.     

最鲜美的鱼汤

大哥3岁那年双目失明.从他看不到光明的那天起,父亲便带着他四处求医.眼睛复明无望,父亲就开始为大哥的未来操心,努力教会他自己烧饭、缝被、穿针引线,还让他学得一身好水性. 几年后,父亲患了食道癌.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父亲毅然放弃治疗,硬逼着大哥去学按摩,并用治病的钱给他开了一家按摩诊所.     

崔曙海的美学理念及其艺术悲剧

1925年春,崔曙海的《出走记》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但是他此后的诸多作品都没能超越《出走记》的艺术成就.崔曙海的这种艺术悲剧是由于他以狭隘的艺术理念指导自己的创作而造成的.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工人农民读者的要求,却忽视了文学的提高大众审美能力的职能.他主张文学源自生活,必须反映真实的生活.结果,他只写一些自己的生活经历,没能将那些自身经历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他的小说始终遵循"现象——本质"这一模式.他想为劳动人民申辩、揭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是他过分强调了作品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略了作品本身感性的、偶然的一面.     

莱布尼茨与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比较

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指出了两条通向他者的道路.莱布尼茨强调知识,列维纳斯强调责任.具体体现在利他的前提、效果、动因、方法、程度等五个方面.神学背景、哲学基础和社会时代的不同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两条道路也是可调和的.两条道路都以独立的他者为前提,反对从自我中心的视角看待他者,倡导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以此为前提,可以建立起众多他者的超越性共在关系,其中责任和知识相辅相成,责任不仅构成了知识的前提,知识也促使“我”担负起回应他者的责任,成为“为他”的存在.     

一碗煎饺

市场尽头有一个鞋摊.摊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与人说话时,喜欢咧开嘴巴笑,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附近居民多喜欢将鞋子拿给他修,这让他的生意非常好.每次经过,我都看到他在忙.他手里拿着锉刀、胶刷或者锤子,嘴里衔着两枚铁钉,低着头,非常投入和敬业.他虎背熊腰,长着络腮胡子,坐在那里,像一座黝黑的铁塔.     

我告别了棍棒教育

我儿子正上小学五年级,经常违反课堂纪律,老师没少向我告状,气得我每回都打他一顿. 一天,数学老师打电话对我说:“张师傅,你儿子小磊上课不学习,却玩一只悠悠球.我问他为什么不听讲?他说都会了.我承认他挺聪明,可是不听课总有一天要落后的.我觉得这孩子恐怕有多动症.” 儿子放学刚进家门,我就扇了他两个耳光.妻子急忙跑过来劝解.     

淳于髡思想考论

淳于髡在《史记》中一人两传,且两传中身份差异很大,太史公对他身份跨越的思想理路未作梳理,形成理解上的断层.从淳于髡的出身和经历中寻绎他身份变迁的脉络时发现,他与黄老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他接受了黄老思想,而是他自身思想与黄老的耦合.他的出身、职业决定了他务实、擅于察言观色的特点,这使他成为稷下学者中较早将老子道术运用于实践的人,《管子·心术》(上)中“经”的部分就是他心血的结晶.他对老子思想的发展应用,为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断裂与重构视野下乡镇治理的变革之道——《财政困境与乡镇治理》书评

章荣君博士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与我是同门.导师把他介绍给我时特别强调了他的家庭出身:农民的儿子,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后来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我一样都是师范毕业,在老家的农村中学教了两年书,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和希望,就不得不通过考研来改变自己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考研确实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他是英语专业毕业的,人又很聪明,考研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考入南京大学后和章荣君能够朝夕相处,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学业上的,还包括为人处事.     

弗洛姆的"爱四要素说"伦理分析

弗洛姆生活在科学技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感受使他有足够的洞察力和智慧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处境.他提出人道主义伦理学,旨在建立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人格.他看到人的孤独处境.希望藉爱拯救人类.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不同,他认为爱不仅是情感,爱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门艺术.为了更好地理解爱的艺术,他提出"爱四要素说",即关心、尊重、责任、认识.这四种要素浓厚的伦理学色彩,构成了弗洛姆理论中的爱的伦理思想.     

语言是文学之家--汪曾祺的语言本体观及其在创作中的验证

汪曾祺是新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在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语言本体观念直接联系,他的语言本体观包括语言是文学的本体和语言具有文化性特征这两方面,前者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后者成为他语言风格的深层原因.从他的创作实践可以验证他的观点.     

干净的容颜

采访一位开饰品店的生意人.他有干净的面容,干净的眼神,干净的打扮.他的生意一直很好,回头客居多.他的经验里,我最感兴趣其中一条:他找给顾客的钱,全是新的、干净的、无折痕的.每天他都要去银行换新票以及铮亮的硬币.顾客收到找回来的新钱,心里往往会有这样的推理:连钱都可以那么干净,人应该不坏,也更可信些.     

兴学、从政、修志——探任可澄先生文人从政的心路

任可澄先生是贵州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在兴学、从政、修志、考古等多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笔者通过对他兴学、从政、修志过程的追述,并借鉴他的诗作,力图探索他文人从政的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