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连珠”体起源于“对问”——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论

<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多有以"臣闻"起首来发表见解的,至有几个"臣闻"格式的连用,假如把其中"臣闻"格式抽绎并汇聚起来,这是"连珠"体构成的模式之一.刘胜<闻乐对>为"连珠"雏形,为受诏作之,如果脱略其有关自我事迹的叙说,那就是完全的"连珠"体;脱略具体性而只存"臣闻"格式,这是"连珠"体又一构成模式.因此,"连珠"体就是此二者的结合,把某种推理、论证从原生态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行新的组合,使得原本有具体指向的劝谏话语有了某种抽象和普世化,这些话语在新的语境中被再联结、新组合又有"历历如贯珠"的语言上的要求;其意义指向也由单纯的劝谏而兼有观赏,接受者由痛苦的被劝谏者而兼有对形式的某种欣赏,不再仅仅是对内容的接受.倒过来讲,"连珠"某某首又如同<韩非子>中<说林>、<储说>,人们或许可以直接将其引用在自己的论述中.     

论《楚辞》中“游”之抒情特质——兼及与后世游仙文学的关系

《楚辞》之"游",来自作者因主体情感抑郁而产生的行动,通过"游"可以纾解作者愤懑,"游"和抒情具有相互影响及互补关系。《楚辞》之"游",在汉代成为诗教传统下的言志抒情。楚文化本的浓烈抒情气氛,奠定了《楚辞》之"游"的原生抒情特质,显现出抒情诗人的主体性。后世游仙文学不仅与其有契合之处,亦继承和改换其抒情特质。     

论经典诗词"物是人非"的抒情范式

在我国的经典诗词中,"物是人非"是一种重要的抒情范式。这一抒情范式的特点,便是借宇宙自然中永恒不变的物象来凸现人生之短暂、人生的多变,生发出人类共有的感情,从而警醒人们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诗经》中已出现了这一抒情模式。不过在唐以前,"物是人非"这一抒情范式表现得较为单调,内容多为悼亡诗和咏史诗。唐以后,伤逝、咏史怀古、离别、思乡、闺怨等各式主题都大量采用这一抒情模式。这也说明"物是人非"这一抒情范式适应主题的普泛性,几乎成为人们的"心头语言"。"物是人非"抒情模式一般所采用的表现手法有今昔对照、情以物迁、虚实相生等。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有一种生而有之的"悲愁感",这一"悲愁感"是"物是人非"生成的心理学机制。     

连珠体的起源及文体意义

长期以来在连珠的文体特征问题上存在偏颇,从而导致对其起源认识的诸多看法。其实连珠不仅在内容、形式上具有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穿贯事理,如珠在贯的特征,同时它是指一组作品。因此,尽管先秦时期已存在连珠的核心体制,但作为一种文体,则是由扬雄开创的。连珠最初是作为奏议而存在的,发挥规谏的功能,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慢慢也成为抒发个体情感的一种文体。     

二元对立的矛盾纠缠——论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艺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小品文由前期浮躁凌厉之巅向平和冲淡之谷转变,追求一种闲适蕴藉、"自我表现"的趣味之风;但透过其柔和的笔调,却又可以发现其散文貌似平淡实质蕴含"苦"和"涩"之味。由此,构成了其小品散文存在平淡与苦涩矛盾对立纠缠的二元风格。具体言之,"平和冲淡"不是周作人散文的唯一风貌,"凌厉苦涩"也不是周作人散文的仅有格调。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既"平和冲淡"又"凌厉苦涩"的,是由辐射性与内敛性这二元相结合的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对立又纠缠。周作人小品散文纠缠于二元之间的复杂风格,既让我们看到了其散文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颇受争议的一生。     

古代散文研究脱离传统“学术”体系之反思

清末以来,通行的吸纳西方的"纯文学"散文观念"感性""抒情""审美""艺术""娱乐"本位,肢解了传统正宗"大文学"散文观念,古代散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纯文学"散文观念的附庸和注解。传统正宗"大文学"观念,散文不是"纯文学",只是"学术"整体之一面,不是脱离"学术"体系的存在。应深刻反思古代散文研究脱离"学术"体系之弊,"纯文学"散文观念不是唯一正确的散文观念,应充分体认、尊重并重新建构传统"大文学"散文观念,复归传统,走"返本开新"之路。     

古诗文代称拾趣

古人写诗著文,爱用代称状物抒情。代称的范围很广,可以用事物的特征或标志来指代该事物,也可以用部分代全体或用具体代抽象,在很多情况下,又往往渗透着多种修辞手法,或形容会意,或比喻象征,或忌讳曲说,或寄庄于谐,或借典指事,从而使作品熠然增辉,趣味津然。本文不是这种修辞法的专论,仅是掇拾其趣例一掬,兼说其出处,期以共欣赏。     

论王阳明本体之乐

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将地位本属于情的"乐"提升到了本体的层面。这既是王阳明的特殊之处,也是其思想的特色之一。从王阳明心学思想内部特点来看,"乐"能获得本体的地位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乐"作为心之本体的一种规定,亦具有了心体的种种特征,为心的本然状态,是真正的心中之乐。在这种状态之中,天理流行、良知呈现即和畅,和畅处即为心体本然之"乐"。本体之乐作为一种本然已存在于主体之中,人人皆有皆同,为成就"乐"提供了内在根据,也赋予人能够体验"乐"的能力。但它不是现实的状态,是一种潜在的可能,它的发用流行须通过七情之乐来呈现。本体之"乐"不同于亦不外于七情之"乐",二者体用不离。     

主体品性的定格和物化——论稼轩词美与用典

稼轩词中大量的典故意象所含人物的崇高美和儒雅潇洒之美是稼轩主体品性美的反映。但这种崇高美和儒雅潇洒之美只是其表,"志士失职而志不平"和杜鹃啼血似的慷慨悲壮才是稼轩典故意象蕴涵的内美本质。典故意象之大量运用对稼轩词的主导美学特质具有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1.内容上奠定其用典之词情感基调的作用;2.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和抒情话语的多样化特征。3.对其用典之词既慷慨悲壮又含蓄蕴藉的意境具有构境作用。     

毛泽东诗词中的"天人合一"因素(1)

毛泽东基本上继承的是"诗言志"的优良传统,其诗词大都属于抒情言志之作,但是,通过对抒情言志所用日月流转、冬去夏来、虫鱼律动等自然意象的挖掘,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深处,具有一个心物交融、心物一体的"天人合一"情结.     

试论韩非文章的语言特点

韩非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四大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继荀子之后 ,发展完善了我国散文文体 ,并以犀利峻峭的文风把论辩类文章推向极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 ,韩非在语言运用上有准确性、生动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等突出的特点。     

《搜神记》中的“是”字句——《搜神记》语言研究系列之二

"是"字判断句在战国末到两汉时期产生,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处于中古时期的《搜神记》中的"是"字判断句在语法构成和表意功能等方面都和上古汉语情况有所不同:判断句的表达系统发生了变化;表判断的属性取代指代性成为"是"的最主要用法;"是"字判断句的使用促使了"非"字判断句的逐渐消亡;句末语气助词"也"的判断功能也逐渐退化。这些语法现象都反映出"是"字判断句在中古汉语时期的新变化。     

韩非"常""变"思想管窥

韩非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立足于先秦时期各国的历史现状,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精湛思想,其中对于"常"变"思想的新的理解和诠释,更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树一帜的风格,为其变法图强的政治改革和秦的统一天下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试论韩非“生而好利”人性观在其法术理论形成中的作用

荀子倡性恶说,但主张化性起伪,力图以后天教育的方式改造人的本性,进而导向为善的道路.韩非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说,但从"人性利己"中发现了它的积极因素,并由此引申出他以法治国的主张.     

论韩非的矛盾律思想

战国时期哲学家韩非首次提出"矛盾"概念,并在《五蠢》篇中概括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他的"矛盾之说"其实质是,具有不相容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都是真的。它巧妙地表达了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并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问题。但他并未像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对矛盾律解释的那么科学和准确。它们的区别在于,韩非有时是在对客观事物的比喻意义上使用"不相容之事,不两立"这一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是将思维现象同客观事物分离开来,以纯粹的状态研究思维规律,韩非也就作不出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对矛盾律元语言层次的叙述。     

"体变曹王"--试论陆机的文体创新

被钟嵘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之所以能取得西晋太康文坛的霸主地位,是与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各类文体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分不开的.陆机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奠定连珠体的基本体式;二、确立骈文的基本格局;三、颂体的创新;四、挽歌的变体;五、赋体中的创新.     

《解老》、《喻老》的法家思想

韩非不仅以道作为君主立法施政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以道的原则引导君主具体操作施行;韩非以法释"德"的倾向是很明确的。可以这样说:经韩非诠释之"德",可能已非老子本义,但这不影响老子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甚而至于因为有了不是老子本义的观点,激起了不愿苟同的研究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因而促成了老学的发展。这是韩非以法释德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便是,韩非以法释德客观上确实起到了防范民人触犯刑法的理论劝导功能,这一点,不但需要作深入研究,而且需要作正确的评价。     

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宓妃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战国屈原至汉代扬雄、张衡,经汉末建安的蔡邕、曹植的作品到唐代传奇,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比较清晰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引导中国文学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之路的建安至唐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蜀汉政局与魏延之死

提及魏延之死,多数学者认为系杨仪奉诸葛亮之命,使马岱斩魏延。诚然,魏延之死与诸葛亮、杨仪以及马岱不无关系,然而杀魏延者,尚有费祎。虑及蜀汉国运的费祎,为确保自己能与蒋琬秉承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顺利掌权蜀汉以求平稳发展,分别翦除对其乃至对蜀汉政局稳定构成威胁的魏延与杨仪。对手既已消亡,费祎终得与蒋琬先后奉行诸葛遗志,萧规曹随经营国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国乱世发展与自保达数十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