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国家意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回族社会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亦显示出近代意义,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各种重大政治事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尤其在抗日卫国等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译介活动及其对语言变革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在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形成了两次高潮,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思想观念引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本文探讨了译介活动发生时中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两次译介高潮的发展特征和对语言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拉斐尔·伊斯拉力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误读

西方学者作为旁观者研究中国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渊源深厚。其中伊斯拉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作者以政治伊斯兰的视角,使用二手和三手材料,误读中国化、夸大回族对乌玛的认同而刻意淡化回族的国家认同。阅读汉语文献的水平和消化资料的能力决定了无论伊斯拉力多么精于西方话语,但对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只能是旁观者不清的臆说。     

后殖民译论下的明清来华传教士翻译策略研究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是其“学术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来华传教士在译材选择中的主体性、文化杂合策略的运用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认同等问题,探究其传教策略与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     

回族的国家认同:建构与阐释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文章从文化人类学视角,通过对基于回族日常生活文化表达和实践的文化外层、文化中间层、文化内层,到反映回族认同心理的文化内核,这由外及内四个层面的文化建构和阐释,试图展现回族国家认同主体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文化权力与现实利益,以及回族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以期达到对回族国家认同较为全面的理解.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将翻译作为“学术传教”的一种手段,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技著作译介入中国,同时将中国古代典籍和文献著作等输出至西方,形成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并存的局面.客观上,这是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观上,这与传教士自身的人格魅力和知识素养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回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历史上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回族又是在中华大地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吸收和承载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并经历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到中华民族再到国家的高度认同过程。文化认同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崇尚统一＂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被回族接受后指导着每个回族成员的思想行为。近现代以来,回族在反对分裂、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这与历史上回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具有重要关系。     

论明末清初西学的分期与特征

明末清初 2 5 0年的西学史表明 ,传教士并未阻碍当时的中国学者接触和吸收近代的西方科学 ,雍正帝禁止耶稣会等修会教士传教亦不构成清代自然科学发展停滞的直接原因。明末清初的西学 ,呈现为虎头蛇尾的态势 ,个中的因由不应该就传教士的缺陷去寻找 ,而应该追究中国传统社会构造是否具有追踪近代西方文明变化受容西方科学文明的机制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的主体性特点

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中,西方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翻译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国科技的发展。从译者主体性来看,明末清初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具有为我性、顺应性和操控性,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该时期传教士科技翻译活动的本质特点。     

明末西方传华火器倍径技术应用及其影响

明末西方传华火器技术包含了很多方面,火器倍径技术是其核心技术之一。火器倍径技术在西方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最终依托传教士作为载体传播到了明朝,并深深地改变了明代的传统火器技术和知识,使得中国传统火器技术从明末开始走向现代化。《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完整的记载了西方传华火器倍径技术,并且在明末的军事实践中多有体现,对明末以后的火器技术也影响深远。     

儒学社会中王朝的合法性及其历史建构

儒学社会中存在着某种超越于诸朝代之上的有关王朝的角色设置即王朝角色。王朝的兴起或更替需要满足整个社会对王朝的角色期待,并且这种期待成为王朝自身合法性的来源。正是各个王朝对王朝角色的共同认知、扮演及其所引起的角色失败、角色更替,才共同促进了儒学社会的不断变迁。     

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的时候出现的。它经历过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明清之际 ,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分三个时期 :从 15 82— 16 4 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 ,16 4 4— 172 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 ,172 3— 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欧洲人全面认识中国     

论齐梁皇族萧氏愿文

齐梁皇族萧氏愿文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佛经,若干愿文采用具有显著佛经特色的套子式行文,形成了齐梁皇族萧氏愿文鲜明的特色:与佛经的关系至为密切。现存齐梁萧氏愿文体现了此期愿文篇幅比较长的特征。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     

论齐梁皇族萧氏愿文

齐梁皇族萧氏愿文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佛经，若干愿文采用具有显著佛经特色的套子式行文，形成了齐梁皇族萧氏愿文鲜明的特色：与佛经的关系至为密切。现存齐梁萧氏愿文体现了此期愿文篇幅比较长的特征。     

前清中国社会冶铁业

铁是人类社会发展重要原料,中国传统社会冶铁业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前清冶铁业是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历史基点,在铁矿勘查、燃料供应、冶炉设备、冶厂规模和产出效率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传统特色.在铁政管理方面,清政府监控过严,限制了传统冶铁业的进一步发展.     

汉代思妇诗与汉代社会的互现

汉代思妇诗是汉代社会的反映,它与汉代力役、兵役、游学、游宦制度、汉代女性的婚恋与守节,以及汉代文人尤其是东汉文人的婚恋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厚深挚文化的特质。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