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的别一种取径——卜松山的汉学理路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中国研究,是一种从西方这个自我出发,以中国这个他者为镜子,为认识、提升自我而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看取中国之异的文化研究。他的研究思路与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如出一辙,而与美国学者用西方概念或学术术语对中国作同质化处理的中国研究大异其趣。卜松山不仅提倡与中国进行平等的跨文化对话,而且身体力行,把这个原则贯彻到他对中国的研究之中。     

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的独特透视——《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观察方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卜松山先生的新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一书,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进行了独特的审视:在思想史大背景下叙述美学、文论史;跨文化的比较视角;现代阐释学的考察理路。该观察方式表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学者书写的中国美学、文论著作不同的、有新鲜感并极富启发性的要素,能够帮助照亮中国在此类研究中的某些盲点,并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学者与西方同仁富有成效的交流。     

跨文化视野里中国美学的学术自觉——从卜松山谈起

从根本上说,当下学界对西方文论局限性的批判,对中西差异的凸显,最终消解的是西方文论的普遍性,这是当下中国学界学术自觉的体现,其根本要义在于深入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明确自身的问题意识,面对中国经验。从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相关论点出发讨论中国美学的学术自觉,在中国美学的跨文化研究中卜松山发现中国学界自我意识的缺乏导致对西方学术的盲从。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国美学通过自身的理论建构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文化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不再盲从西方理论,而是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建构自身的理论。     

史思想研究 主持人语

近年来,一些学者借鉴海外汉学家注重文本诠释的方法,试图以此来推进中国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应该肯定,这对于避免简单化地运用西方思想史的范畴来解释中国古典文本,克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弊病,准确理解中国古代文本的意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以笔者之孤陋,却终有于心未安者。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研究中国思想史最重文本诠释,是很可以予以同情之理解的。如何以西方语言来准确诠解中国文本,至今还是一个大难题。一个“仁”字的翻译,不知费多少周折;一个“气”字的解释,至今也难得确解;一个“理”字的诠解,也是歧义纷出。可是,对…     

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

旧问题的新提出早在二百年前,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经(J.De Guignes)在法国文史学院提出的研究报告:“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最先提出了新奇的“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到十九世纪中,曾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克拉卜洛特(H.J.Klaproth)发表《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扶桑国被误认为美洲的一部分的说法的研究》,第一个反     

内藤湖南与魏斐德的汉学观研究对比

内藤湖南和魏斐德分别是日本和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与中国具有同源文化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始终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汉学;而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本文就内藤湖南和魏斐德二者汉学观的不同,分析对比了他们的汉学背帚、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等。     

作为中国现代审美意识的“忧郁”--顾彬论中国现代性的启示与不足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突显了现代性审美意识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核心的特点。在顾彬看来,忧郁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转变的标志,因为现代人审美经验核心是忧郁,或者说忧郁占据了现代审美意识的中心。问题在于,依顾彬之见,中国的现代文学所呈现的现代性意识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因为它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生的,从而中国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性,而是具有普遍性意义。但他忽视了中国现代性具有的内在性特质,他认为红楼梦“忧郁”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实际上否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性仅来自西方影响的论断。     

海外叶燮研究综述

上个世纪,叶燮研究逐渐受到海外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日本的青木正儿、德国的卜松山、美国的宇文所安等学者分别发挥自己的优长,以区别于国内的视角,并借助相关理论资源和文化资源,运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推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总结并反思他们的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与不足,以给国内学者提供相应的启迪和借鉴。     

乾嘉汉学对“实事”的定位及其问题

在中国的经典阐释谱系中,乾嘉汉学家首次将“实事求是”普遍接受为一种基础性的治学理念.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实事求是者”),所面对的阐释对象(“实事”)包括“书”与“事”两个方面,其中,尤以“书”(经书之底本)为重心.乾嘉汉学家对经书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实事”的定位.     

我所理解的顾彬

德国的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激烈否定而招致中国文坛许多人的不满甚至痛恨,读有些人对顾彬的"反批评",切齿之声可闻.这其实是颇有几分可笑的.     

“集约性的现代”与主体性反思——顾彬与20世纪中国文学

"集约性的现代"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命名。这一概念的提出,理顺了左翼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性。"集约性的现代"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现实需要,其中集体对个体的遮蔽制约着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建构与张扬,二者的矛盾成为作者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点。在对主体性的追问与反思中,作者的情感介入反映了一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情厚意以及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论我国民法上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重新定位——对比德国法的暴利制度

中国民法上的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制度与《德国民法典》中的暴利制度相类似却又不尽相同.我国的相关立法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在体系定位上也不甚恰当,从而导致法律规定的混乱和难以适用.通过比较研究,应当借鉴德国法上的暴利制度来对我国民法上的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进行重新定位,构建我国民法中的暴利行为制度,以解决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存在的问题.     

代偿请求权的法律机理与制度设计

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导致债务人违约,债务人又因同一原因获得对第三人的请求权的,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运用代偿请求权制度保护债权人利益,实现法的正义价值。与类似的制度相比较,代偿请求权具有独立的制度功能。我国引入代偿请求权制度,能够为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更多的制度选择。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本土化需求,采用代偿请求权制度与《合同法》第121条并存的制度模式。     

从霍译《红楼梦》解构译者的"他我"

译者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的定位对翻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论文试图通过对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所翻译的《红楼梦》的译文分析,解构其译者身份的第二自我——"他我",以期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产生一点启示,促进中西文化良性互动。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历史审视

随着马克思钻研自己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的不断深入 ,马克思为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也日益完备地铺垫着“世俗”而坚实的基石 ,从而解构了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 ,达到了“生存实践”阶段 ,即把生产劳动看作理解并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参照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正是通过这一历史维度的深入 ,最终决定性地与空想主义学说相分离。这一科学的理论为现代无产阶级谋求人类的解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论抗战时期宋子文的美援外交思想

抗战时期的宋子文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登上美援外交舞台,成为国民政府关援外交的重要决策人和积极执行者,他在美援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援外交思想,洋溢着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战时美国观集中反映为：中国完全有资格获得美援,美国政府理应援助中国;中国应尽力争取美援,但必须以抗战自强为基础。     

汉学家卜士礼的中国陶瓷鉴藏与研究

英国学者卜士礼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中国文物鉴藏家、艺术品交易商和汉学家，可谓是西方中国艺术史尤其是中国陶瓷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在华期间，他不仅投入以中国陶瓷为中心的古物鉴赏和收藏活动，还立足于深厚的学问探讨和诠释中国陶瓷艺术。卜士礼研究中国陶瓷的方法，以中国学术成就和方法论为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其后之研究者，其著作成为了后续同类出版物的范本。卜士礼丰富的中国陶瓷学著述，充分显示了其中国陶瓷研究的前沿性和系统性，也成为了欧洲学界理解和阐释中国陶瓷文化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在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首先他在参加军阀战争中,就提出了反对军阀干涉政治的主张,这是他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诉求;东北易帜和易帜后,他把拥护中央、服从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旅欧后他试图借助德意经验,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以实现国家强盛;西安事变前后,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张学良国家统一理念的修正与升华.从反对军阀干政到西安事变,都体现了张学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以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     

从霍译《红楼梦》解构译者的“他我”

译者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的定位对翻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论文试图通过对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所翻译的《红楼梦》的译文分析,解构其译者身份的第二自我——“他我”,以期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产生一点启示,促进中西文化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