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至善与趋恶：康德人性论下的意志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古今有之。其中,康德曾就“人性善恶”问题作出了深刻探究。他将人性细化为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三种不同层次的趋恶倾向,并认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之中,故“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恶的倾向”。他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述,旨在让宗教理性化、纯粹化和道德化。康德强调“道德的宗教”,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人们与恶性斗争,并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并将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至善”。于是,“德性”也被康德看作“一切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的终极条件,是终极的善。因此,康德关于人性在善恶上的倾向不是凭借神启或信仰来解决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让“人性”服从“德行”,通过对法则的敬重和遵从,使之成为至上动机从而指导人们找到“向善”的归路。     

何谓善

苏格拉底指出,人要行善,必要首先知善。公正客观地认识＂善＂概念及其道德体系,是在现实生活中避恶行善的基础。本文首先指出善是对事物效用性的价值判断及善的多义性,其次对善与伪善进行道德分析,最后再以善的道德标准体系论述社会的公正与善之何为。     

人性与道德善恶

合理界定人性的内容及其与道德现象的关系,是理解并鉴别以往人性善恶理论的基础,也是科学阐释人性与善恶关系的前提。人性有固有属性与关系属性之分。人的固有属性是人同他人、他物无关而独自具有的属性;人的关系属性则是人同他人、社会发生特定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人性的道德善恶是一定社会主体依据特定道德目的对属于道德现象的人性内容所作出的描述、判断与评价。脱离三个必备基本要素———道德主体、道德现象、道德目的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得出人性是善是恶的结论。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善的宣言--焦循《孟子正义》研究之一

人性善恶问题,是历代思想家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孟子主"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董仲舒、韩愈倡"性三品",宋理学家持"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观点.清代学者焦循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为立论基点,力辨人性之善.     

设准与呈现：康德与牟宗三关于道德之认识

道德之于人类实践的意义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牟宗三的观点与康德哲学多有共同之处,都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成,道德是无条件的自律性、普遍性行为。二者不同在于：康德否认人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认为道德是意志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的前提是人有意志自由,但这只能是一个设准;牟先生则认为人不仅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并随时呈现,同时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智的直觉,对无限的本体的直觉,是人绝对而无限的性体,是万物的生生之源。牟宗三将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人是否可以既有限而无限这一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传统。     

功利主义能为政治之“善”辩护吗

功利主义对政治之"善"的辩护,是从承诺最好的政治应当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开始的。这一辩护使功利主义面临众多的道德难题。从摩尔发端的各种方法论上的批评指向关于"善"的多元化理解,而价值论上的批评则指向关于"善"的结构性理解,这种批评和反驳推动了功利主义在道德现实感和道德复杂性两个方面重新定位政治之"善"。然而,功利主义的辩护由于深陷于道德现实性的泥潭,又无力应对道德复杂性问题,因而是一项不可能成功的尝试。尽管如此,从消极方面着眼,功利主义还是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最低限度的政治之"善"的可能辩护,即与积极方面("最大化功利")不同的消极意义上的标准:"最小化伤害"。从现代性道德论证的视角看,功利主义辩护的"不可能成功",并不构成人们忽视或者漠视这种辩护的理由。     

牟宗三文化哲学视域下西方至善理念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困境

牟宗三以文化哲学为视角探究了西方至善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善"的理念作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构建的前提,具有统摄性、超越性和永恒性。肇始于人们求善的一种活动,善成为了脱离人类主体而在外部世界架构出来的纯粹理性之物,它有着理性之外延表现,避免了抽象化但能够为人类知性所领会,进而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至善理念的道德意蕴之所以得到弱化,其困境在于:向主体之外探寻的路径所建立的道德意义难以自足,强调客观化领会善的行动无法确证道德本身,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证实的善也是不存在的。作为道德主体性的彰显,唯有人的主体性确立起来,善的伦理学价值方可确立。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走向至善的澄明之境

善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正向范畴 ,是人类道德生活所追求的永恒主题 ,它对加强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 ,走向至善的澄明之境 ,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人们在实践中通过善的实现、善的积累、善的抵达而最终走向至善的漫长、艰辛的过程。     

王安石、张载成性论的异同

王安石成性论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工夫论,是其人性论的道德实践工夫层面;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国家观,则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成性论更多的是一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实践工夫学说。张载的成性论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为前提,这种区分实际是对现实人性之不完善、不完美的另一种表述,虽不等同于王安石的"性有善有恶",但张载也认为"性未成则善恶混"。张载十分重视礼的践履在成性过程中的作用,其"知礼成     

真、善、美:人类和谐存在的三重维度

真、善、美统一于人的存在之中。人的存在是真、善、美的存在,又是和谐的存在。真是人的认识之和谐,善是人的道德之和谐,美是人的情感之和谐。因此,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人的存在之和谐,也可以说是人的存在之最高和谐。在现实中,我们总是能发现真善美存在着事实上的不统一,所以对真善美的解读与实践也就成了达到和谐的必要环节。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孟子"性善论"的价值意蕴及其对社会治理的意义

孟子"性善论"对人性所作的善的判定是一种"价值事实"认定,其理论是一种未区分价值与事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特殊类型的价值理论,或者说是一种价值范导性质的事实存在理论。这可以从"性善论"所明确指出的"诚者天之道"这一本体论判断、所认定的"人的心中天然存在着善的要求"这种价值实质、所隐含的"思善为善"是人的价值职责等方面得到证明。孟子之所以认为人心的四个维度是善的,是因为他洞见到了人是家庭、邻里、国家、天下等各种共同体中的社会共存者这一深刻事实,体悟到了社会共存这一基本价值对于人们行为的本质要求,包括在恻隐之心维度上人际相互关爱、在羞恶之心维度上对人们共存情感的理性引导、在辞让之心维度上人们的交往和谐、在是非之心维度上人们社会合作的理性判断等。在人性善的实现路径方面,孟子的"性善论"的确强调从个体修身出发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也包含着反向的即从后三个方面看个体修身的价值视野。孟子性善论的价值意蕴,在根本方法论、人学价值取向、安身立命归依、社会秩序建构、目标实现之用等方面,对于社会治理特别是建构理想的社会共同体、激发全体社会成员主动向善的巨大潜能、自觉实现道德成长和共同福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引意义。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