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共产国际和1926年的“扬汪批蒋”政策

1926年,中共中央制订并实行了“扬汪批蒋”政策。这个政策是中共中央在对蒋介石反革命势力的膨胀感到不安后,扶持另一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汪精卫上台以抑制蒋介石,从而给大革命带来了一颗苦果,并成为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并实行“扬汪批蒋”政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略论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对苏联顾问态度的演变

略论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对苏联顾问态度的演变柳敏和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对苏联顾问态度的变化是蒋走向反动的重要表现之一。研究蒋介石对苏联顾问态度的变化，有助于加深对蒋介石其人、苏联顾问的认识。本文就上述问题作如下考察。蒋介石访俄及其观感研究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对...     

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迹的愿望、“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蒋介石处理西北诸问题的政策三方面的史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应划在1937年2月9日,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蒋介石政府政策的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作了调整:由原来的“弃蒋”政策逐渐向“联蒋”政策过渡。本文论述了这个转变的过程及苏联对蒋政策的特点。并认为苏联调整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一)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二)苏联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三)苏联远东政策的需要。本文同时指出苏联对蒋政府政策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其目的是想利用国民党政府作为在远东苏联对付日本挑战的一种平衡力量。     

郭沫若与东京质文社

郭沫若与东京质文社蒋成德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４日，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而流亡日本，开始了文化“创造”的又一个时期：对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他通过东京友联支部创办的《杂文》月刊，积极参与左联的一些理论讨...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九·一八”至“八·一五”： 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个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对中共与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处理实有三个层面，其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皆为统一之“障碍”，均欲解决而后快；其二，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是“内”“外”有别，经历初期优先“安内”轻视“攘外”后，确认“安内”必先“攘外”；其三，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时，对中共寻求政治解决，攘外逐渐成为蒋的政策重心，其政策调整亦是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趋。     

翦伯赞的原则

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冯玉祥请他讲授历史时，让随从和亲朋好友也参加听课。一天正在讲课，蒋介石来到冯的公馆，冯玉祥向蒋介绍翦伯赞后，汇报说是请他在讲历史课，蒋连声说“好”：“你继续讲，我也是来听你讲课的。”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的杰出贡献

一、最早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192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第一次大革命,在蒋介石、汪精卫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从此,中国处于腥风血雨之中。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一方面决定以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另一方面,在策略上仍然主张做“左派国民党运动”,利用国民党的旗帜。1927年7月,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不要退出国民党,仍然留在该党内”。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政策的得失

在大革命时期,1925年7月1日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后来由它发展成的武汉国民政府,曾经是当时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武汉国民政府蜕化为国民党假左派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动工具,最后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并.国民政府从建立到变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政策有关,也与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政策有关.因此,探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政策的得失,对于全面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关系,深入研究大革命的历史,都是有益的.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策略的演变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前后多变。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未能根据这一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进而失去了对汪、蒋的制约。中共对汪、蒋策略的失误既有自身的原因 ,也有外在的原因。     

鲍罗廷和蒋介石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苏联政府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顾问.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一位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鲍罗廷和蒋介石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随着蒋介石地位的升迁与政治态度的变化,鲍罗廷也由扶蒋到疑蒋,又由疑蒋到反蒋。      

杨虎城将军的欧美之行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惊险的手段,捉蒋放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全人民抗日怒潮压力下,被迫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运动的态度及其教训

北伐战争初期，蒋介石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手段攫取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为了抑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左派企图让远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开展了“迎汪复职”运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该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当北伐革命统一战线出现危机后，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主动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让给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没有抓住时机积极广泛地开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势力，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迎汪复职上。“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策略的失误。之所以犯此错误，一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国民党主体论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二是对蒋、汪缺乏正确的认识。迎汪复职运动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才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蒋介石集团在军阀混战中取胜的原因剖析

在北伐大革命狂飙的扫荡之下,北洋军阀的旧体系土崩瓦解,其残存势力揆情度势,不得不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投到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下,以图苟延残喘。于是,以蒋、冯、阎、桂四大派系为主的国民党新军阀替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握有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以“正统”自居,以“统一”为幌子,以武力做后盾,力主“削藩”,在军阀混战中取得了胜利。     

浅谈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后的十三天，即12月25日，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举动，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是不赞同的，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都曾说服过张学良不要亲自…     

不能错误地引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这是陈独秀1926年6月4日写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长期以来,这段话被史学界作为陈独秀在“中山舰”牢件后向蒋介石“妥协退让”,为其“开脱罪责”和反对毛泽东等人主张反蒋的重要罪证,而加以引用。我认为,这样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把这段话作为陈独秀反对毛泽东等人主张反蒋的重要罪证,是混淆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倒蒋”含义。陈独秀的这封信是针对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篇训话而写的。蒋在其训话中诬陷共产党“阴谋倒蒋”,说“当三月二十曰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就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