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基础,合理性被赋予现代性的内涵.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区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由于两者的冲突,使现代性陷入二难困境.哈贝马斯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基础上挖掘出交往合理性概念,致力于重建现代性.交往合理性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病理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对于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交往合理性思想充满乌托邦幻想,其实质是全面颠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作无力辩护.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意识形态论探析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 ,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 ,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 ,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 ,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 ,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的比较

两位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以合理性概念为中心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理论。但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中 ,合理性概念的意义和性质各不相同。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只是分析近代社会的叙述工具 ,即价值中立的理想型工具。而哈贝马斯要从合理性概念中寻觅克服现代危机的线索或钥匙 ,即交往合理性。这也说明了他们对社会研究的不同看法和态度     

析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合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概念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区分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 ,来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本文通过对哈贝马斯合理性理论的分析 ,澄清人们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某些误解 ,同时剖析其合理性理论的不合理性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反思——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起点

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是从对社会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性入手的。他以合理性概念来说明和分析现代社会，使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预见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已成为探讨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为,在他以前不论哲学领域还是社会学领域都未能解决现代性问题,因为他们依托于启蒙理性。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只能是交往理性。本文着重分析了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概念、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对现代性批判的失误、以尼采为转折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非理性妄为。最后展现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比较分析了交往行为与其它社会行为的区别，突出了交往行为的特殊地位。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合理性是语言性、互主体性、程序性、可误性、开放性，这有别于传统的意识理性，体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为的补充概念，是从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桥梁，这一对范畴的提出表明了哈贝马斯对“社会”的重新理解。对西方社会的诊断是交往理论社会批判实质的集中体现。     

试论现代性的哲学观念

现代性的哲学观念是指在近现代哲学中形成的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思想基础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意识。现代性最根本的哲学精神是理性意识 ,理性意识的目标和根本功能是达到合理性。近现代哲学在理性意识的指引下形成了三大现代性的哲学观念 :主体性观念、主体间性观念和历史性观念。在三者中 ,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只有在历史理性的参与下才能达到其合理性。     

理性、行为与社会——论哈贝马斯现代性分析的三个向度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三对对立的基本范畴。哈贝马斯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概念的区分,解释了合理的理性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工具理性行为模式和交往行为模式的区分,解释了社会行为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社会双重概念区分,解释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正确把握三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主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     

哈贝马斯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及其反思——一种逻各斯的重建

文明社会以来,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社会不断合理化的进程。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奠定了当前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然而,科技的"合理性"也正是引发其"不合理"的根源,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工具主义者的理性势力逐渐占据主导,技术理性取代整体的理性成为衡量人类"生活世界"的唯一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更加全面的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才能实现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问题的解答。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哈贝马斯对于古希腊时代"逻各斯"的继承与发展。     

哲学理性与社会学合理性之关系

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论述哲学理性和社会学合理性的关系,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理性与合理性之比较

理性与合理性的关系可以从词源学、概念发展史与概念特征三个角度来探讨。从词源学来看,理性偏向于哲学上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概念,合理性更多地指一种和人的思想、认识、评价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从概念发展来看,二者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中世纪本体论理性,近代认识论理性,启蒙运动社会合理性,现代合理性和后现代合理性。这五个阶段是一个逐步由哲学理性走向社会学合理性的过程。从各自的具体特征来看,理性强调超验性和绝对普遍性,合理性则强调经验性和相对普遍性。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强化了社会统治;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分析技术如何转变成意识形态,并把技术统治解释成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批判吸收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的演变,为我们正确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略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主要是指主体间通过语言的沟通和交流,求的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生活世界作为主体间进行交往活动的背景,它的结构在现代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即产生所谓殖民化问题。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实现交往合理性为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交往合理性就是要寻求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这个根据主要是交往主体间普遍认同和遵循的规范,实现交往合理性还需要交往主体选择合适的语言、开展有效的对话活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把语言作为达到理解和共识的中介,提过重新界定理性,将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扩展到实践层面,为解决交往异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

理性或合理性问题,既是传统哲学的基本议题,也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合理性是不加区分的。实际上,理性并不必然地就是合理性,但它却逐渐蜕变为合理性。合理性问题非常复杂,既关涉理论合理性,又关涉实践合理性。在实践合理性中,既涉及到形式/目的合理性,又涉及到实质/价值合理性。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而交往行为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要想很好地理解合理性问题,就必须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而要想很好地理解交往行为(关涉交往合理性),首先必须了解工具行为(关涉工具合理性)。简言之,要想很好地解决合理性问题,必须协调工具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工具合理性是独白的,交往合理性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这样,《交往行为理论》就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即从侧重于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侧重于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从传统批判理论转向交往行为理论;从老批判理论转向新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