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公有制经济对宪政的价值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虽然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现实中的体现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我们仅从社会经济地位来认识其宪法地位,而没有从宪政的高度来认识其价值。从英国宪政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中获得启示: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近代宪法产生的基础性条件。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高,昭示着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其对宪政的价值是不可忽略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之于宪政的价值,是形成全社会自觉维护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及其利益所必需。     

工具性的宪法和宪法的工具性--以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为视角

近代中国宪政跌宕起伏,多灾多难。在纸面上的宪法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其在价值追求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工具主义倾向。清末预备立宪首开恶端,孙中山的《临时约法》因人立宪,北洋军阀修宪争权,南京国民政府以党代政,本应弘扬民主政治、保护基本人权的宪法被当成改变国家的工具,变成当权者手中的玩偶和进行权力斗争的制胜利器。此种工具性宪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回顾历史,以史为鉴,中国的宪政可谓任重而道远。新时代呼唤新宪政,走出宪法工具论的误区,民主政治应当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     

宪法序言:政治宣示抑或宪政理想?——以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完善为中心

宪法序言作为一国宪法的灵魂,其叙说内容及叙说方式常被认为是管窥一国宪法精神实质的关键。综观世界各国宪法文本,大致有以美国宪法序言为代表的"人民主语+价值目标"一元中心和以中国现行宪法序言为代表的包括"历史经验+国家任务+阶级斗争+实现条件+地位与效力"等内容的"多中心"两种类型。从宪政的远景看,我国未来的宪法序言需要在政治理想的表达与近代宪政国家的宪政理想之间达致平衡,由历史的、国家的、阶级的"多中心"类型逐步转向以强调"人性尊严"为宪法价值内核的序言类型。     

论我国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宪法学说

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尤其是横跨这两个年代的十年"文革"有没有宪法学说?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宪法学界尚没有定论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宪政之路,没有停顿.宪法学说,没有空白: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百年宪政的历史经验

认真梳理百年来中国宪政的历史发展，能够总结出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后中国宪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宪政的基础、主题和关键，在于发展民主政治，离开人民民主、公民权利、就淡不上宪政。二、宪法是宪政的依据，宪政是宪法的实施。要正确处理宪法与宪政的关系。三、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从我国社会发展与改革、建设的需要出发，推迸宪政。既要学习、汲取西方国家有益的经验，又决不能搞全盘西化、四、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宪政推进中的若干关系，即宪政理论与宪政实践的关系，观念变革与宪政推进的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宪政实施与宪法监督的关系。     

论中国程序宪政新理念

1982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宪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部宪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然而,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规定的程序性条款却是少之又少。又加上中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程序在维护宪法权威上的贡献并不容乐观。所以宪政的程序机制是不容忽视的。宪政作为一种宪法文化现象,是指以特定价值观念为导向,以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为手段的民主政治形态或过程,当然这种宪政的实施是以宪法为前提的。其中特定价值观念是指符合近、现代宪政发展的基本精神的价值,贯彻人民主权,保障公民权利,把人作为社会发展最终目的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要接受正当性的考验,这种考验必须通过程序方式进行。     

论宪法发展研究的文化取向

中国宪法学在谋求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采取站在更高层面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文化的视角是推动宪法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方法论。宪法发展目标的设定、宪法精神的养成、宪法基础的生活化都提示人们要关注宪法发展的文化背景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文化多元与宪政实现"并不是一个保守的命题,而是主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认同度和支撑度的问题,这更有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发展的创新性研究。     

宪政与宪法诉讼

如果说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那么宪政便是各种政治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状态。所谓宪政秩序,不外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和谐状态。一旦这种和谐状态被打破,就意味着宪政秩序遭受破坏,也就意味着发生了宪事纠纷,甚或出现了宪法危机。纠纷必须解决,危机必须清除,否则宪政秩序就无法维持。而宪法诉讼正是解决宪事纠纷,消除宪法危机的专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诉讼是宪法自身的免疫系统,是宪政之守护神,具有独到的价值。     

从"宪法评注"到"宪法学说"

宪法评注是"根据宪法"的评注,宪法学说是"关于宪法"的学说。宪法评注的成就虽然令人瞩目,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宪法评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的宪法学说。宪法学说既尊重宪法文本,也强调对于宪法文本的超越,它以当代中国的宪政实践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发展从当代中国宪政实践出发的宪法学理论形态。     

宪法的强国功能及其实现条件分析

宪法作为权利之法的本体性、社会变革的力量和稳定有序的宪政秩序的提供者,其强国的功能有雄辩的历史证明。逻辑和经验同样证明,强国之宪法必须是良宪: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合理的价值定位、内容和形式科学的规范选择以及正当的程序要求。良宪不能实现就等于一纸空文,因此强国之宪法还必须有宪政。所以,维护良好的宪法和保障宪法是我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略论宪政妥协的要义

法治社会的最高形态是宪政的确立,世界主要宪政国家的立宪实践表明,妥协是稳定宪政的题中之义。只有妥协性的宪法才可能是稳定的法制,只有妥协性的宪政才可能是和谐的政制。妥协是宪政的制度品性,其对于法治社会的逐步形成,宪政国家的最终确立都不无裨益。     

论五四宪法的苏联痕迹与中国特色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五四宪法的制定充分参考了苏联三六宪法,带有一定的苏联痕迹;同时,五四宪法也充分考虑了过渡时期的中国国情,反映了中国的革命与宪政经验,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     

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从中西方比较的视野分析

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人性的尊严与捍卫民主的价值。一般的说,公共政策过程要同时满足＂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而实现公共政策民主价值的途径则需要将其过程置于宪政的架构之内。从宪政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宪政的历史较长,理论也较为成熟,其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多元民主的＂控权＂与＂保障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历史则较短,内涵也存在差异。鉴于此,如何理解公共政策与宪法的逻辑关系成为构建宪政精神的关键理论前提。而培育政策制定主体对宪法权威的信仰和忠诚,则是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首先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个代表"思想与当代中国宪法的发展

“三个代表”是我国宪法的本质要求。本文探讨了它对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 ,分析了它对 2 1世纪中国宪法学理论的创新和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个代表”中宪政思想的创新

宪法和宪政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体现。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也必然需要加强宪法和宪政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是理论创新的典范,许多内容从指导思想、经济基础、制度建设等多方面涉及宪法、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其中有不少新的提法,所体现的宪政精神,必将对我国的宪法发展和宪政建设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宪法社会化:宪政建设的一种理念

宪法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与政府学习宪法文化、理念、精神、制度和规范等,并内化为宪法思维和宪政品质、形成宪政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宪法社会化的过程,既是宪法思维得以形成的过程,也是宪法文化得以传承的过程,还是公民角色的教育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宪法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主要有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性组织,除此之外,政党与政府也扮演着宪法社会化的角色.     

宪政时代的法律发展

宪政时代的宪法及其司法化的问题涉及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和具体适用宪法规范(宪法私法化),不同的制度安排凸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宪法之直接司法适用与间接司法适用。刑法时代———民法时代———宪政时代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齐玉苓受教育权一案引发了人们对宪法及其司法化的理论探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中国宪政建设之路仍很漫长。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建构

当代中国宪政伦理是时代宪政运动的精神内核,是人类现代宪政伦理价值的中国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宪政国家实践之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机关分工负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等,是我国宪政伦理的基本价值.当代中国宪政伦理存在着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矛盾,即人权保障与主权维护之间的矛盾,人民当家做主与“为民做主”之间的矛盾,权力的正当性要求与实际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宪政伦理的重构应主要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根本伦理价值理念,着力构建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伦理价值体系;明确将民主和法治作为实现以人为本、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制度伦理价值;选择中国特色的宪政伦理建构路径.     

政治文明、现代国家与宪政建设

政治文明与宪政建设密切相关。文明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的内在属性;现代宪政建设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和制度性保障。现代宪政建设不仅是制订宪法,更是实践宪法。各国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际上也是宪法实践程度的差别。因此,宪政文明建设除了要考虑到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原则外,还要照顾到各国的国情。就中国来说,宪政文明建设包括国家宪政化、政党宪政化以及社会宪政化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宪政: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从人类政治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通过宪政的普及和进步来推动的,宪政的实质内容与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是相契合的,政治的文明化与宪政建设是一个内在的统一过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制定宪法并切实实施宪政是一切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宪政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必须吸收和借鉴世界宪政发展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发展之路,以此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