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论义宁陈氏的宗法纲常思想

宗法纲常等传统伦理通常被视为封建流毒和现代化的障碍,受到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却依然坚信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宗法纲常不仅无阻于求富求强,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应当固守勿失。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程朱道统论与儒家经典认同

近代以来,程朱道统论常常被看作虚构的儒家谱系,其传心之说尤其受到诟病。但从汉宋之间的学术转向,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转向来看,程朱道统论有着经典的学理依据,四书学的兴起与道统论的提出有着内在的关联。道统论显示出宋儒向原始儒学复归的价值取向,四书则是这种复归的经典依据。     

人口流动对东周血缘家族的影响

东周时,宗法式家族制度逐渐瓦解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在这些因素中,人口的流动频繁发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因为它直接促使了血缘关系的全面解体。     

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

自宋代以来,"道统"观念便成为儒家的重要话题,而朱熹的道统论尤为后辈学者所尊重。"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其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的墓志铭,意即儒家传道的系统。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考察北宋以来"道统"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其与"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余英时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系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陶渊明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新论--对《桃花源记》主旨的一种剖析

陶渊明身处南北朝之乱世,而以《桃花源记》隐括儒家大同至德境界,使后人得以获得一种重要的理想寄托与心理安慰,其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上承周孔,下启宋明,其地位与作用当介于汉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之间,同为儒家重要先贤人物。     

朝鲜唯一领导体制传承模式探析——基于儒家宗法思想文化的视角

传统儒家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独特的特色,统治者往往利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来维护和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维持宗法政治体制。朝鲜强调领袖开创的主体革命伟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历史事业,需要承先启后、代代相传,进行到底,其核心是正确解决领袖接班人问题。在实际的革命伟业继承过程中,朝鲜还强调对领袖及领袖接班人的忠诚性、提前解决领导的接班问题、“白头山血统”的继承以及为已故最高领导人服丧三年、实施“遗训政治”等。可以说,这些政治现象与儒家宗法思想文化的相关观点具有重要的逻辑链条,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当代朝鲜唯一领导体制的传承模式与架构,积极探索传统儒家宗法思想文化的现代政治意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孔子的“孝道”与构建和谐家庭

孔子的“孝道”,不仅是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也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父母与子女血缘关系的反映。这种基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道,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针对现代社会“亲情”失落的弊端,通过对“孝”的现代诠释,注入时代精神,是可以为构建和谐家庭服务的。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论孔子对西周传统孝道观念的重构

春秋之世,传统的以崇拜祖先为主的“孝死”观念逐渐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孝生”观念,孔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西周传统孝道观念以新的内容。首先,孔子将西周孝道从宗法教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根本内容。其次,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双向的,就是不仅子要孝,而且父也要慈,这正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思想的特点:相对性、平等性。第三,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及发展的前提。     

论孝与仁

孝和仁是儒家两个核心的德目.孝是德的根本,是教化的开端,孝以“能养”前提,其本质内涵则是爱和敬.儒家的孝道思想,还包涵着一种通过“慎终追远”以追寻人的生命本原的形上学意义.仁是全德之名,是德的总称,是一个关于为人之本和理想人格的概念.行仁,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忠恕为行仁之方,忠恕工夫所成就的,是人我、外内一体相通的境界.孝与仁两个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孝悌为仁之本;同时,孝悌亦必经由忠恕的途径推扩而至于“仁”,才能实现其所本有的道德价值.儒家在强调孝为德之本的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又特别注重内外公私领域的区分,这两方面的结合,对中国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仁爱与和谐

儒家仁爱是建立在亲疏远近、尊卑责贱等级基础上的“等差之爱”,具有同心圆式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层层扩展的特点。具体体现为仁者自爱,身心和谐;孝悌之道,家庭和谐;泛爱济众,人与人和谐;万物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继承发扬儒家的仁爱精神,培养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热爱、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     

孝道本质的一种解读:以人的基本属性为基点

孝道作为以人为发生对象的社会价值,其本质解读离不开人的自身属性。以人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孝道本质解读的基点,孝道本质的理解就产生了层次性。基于人之自然属性,孝道一般本质可以理解为贯穿于一切人类文明的"爱";基于人之社会属性,孝道的特殊本质可解读为专属于儒家思想的"和"与"忠"。孝道本质适用类别和范围的差异是孝道本质层次性的根源,孝道"爱"之一般本质普适于当前社会,而特殊本质之"和"与"忠"则会消失或转变。因此,新时代实现孝道本质理论创造性转化的突破点在于探求孝道一般本质在新环境下衍生出何种新的特殊本质。     

论先秦两汉孝道观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本文从先秦两汉的历史背景着手,具体探讨了在从“百家争鸣”走向“独尊儒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的嬗变轨迹,指出经过汉儒的整合,孝“德”无论是在内涵、外延还是社会功能上都较古代宗法社会时期有了大的飞跃,并对这一时期孝道观内在的三大矛盾进行了总结。     

原“孝”——从“孝”看西周的时代背景

孝在西周时多在祭祀用语中出现,其使用大致经历了由生前的孝养到死后的祭祀、由物质的供养到精神的遵循的过程。孝在西周时的使用对象大多为死去的父祖,但也存在例外。西周时孝的出现及其与祖先祭祀的结合是因为要维系日渐衰落的宗法制;另外孝作为一种普遍的家庭伦理也由于下层庶民个体家庭的独立趋势而有所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