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

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为基础,就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选择性、区域性以及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是受经济和家庭因素的驱动;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地理空间特点,空间距离虽然与人口迁移流动有一定的关联,但在选择空间距离的测量指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交通时间缩短的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中,迁移流动信息、收入水平差、人口数量差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正向指标,而城乡分布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负向指标。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长寿人口研究

文章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基数,统计分析90岁、100岁长寿人口。文章认为,长寿人口总体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两次人口普查长寿人口地区分布基本一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长寿人口比例比西北一些省份高;华南沿海地区的长寿老人比例两次普查都比较高,地理区位特点显著;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城市与乡村长寿人口趋于一致。对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19个民族长寿人口研究结果显示,90岁以上长寿老人排序前五位的民族有:回族、壮族、黎族、瑶族、维吾尔族。100岁以上长寿老人排序前五位的民族有:黎族、维吾尔族、瑶族、傣族、回族。长寿人口健康状况研究显示,90岁以上长寿老人22%生活不能自理,100岁以上长寿老人29.2%生活不能自理。     

中国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解开中国生育水平之“谜”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套高质量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增设公民身份号码登记项目、全面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获得了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为准确估计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许多年份超过了1.7,在2017～2020年则持续下降;生育率存在较大波动,2020年达到最低值1.3,2012年和2017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约为1.89和1.88,15年间平均约为1.7。生育属相偏好、生育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显示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充分消解新近出现的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挖掘和发挥这种潜力的关键举措。     

基于“六普”数据的山东省长寿水平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进程的加快,高龄老人健康与长寿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东省长寿水平和百岁老人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自然环境因素中地理位置变量是能够解释非个体因素所能解释的全部长寿水平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中仅收入水平变量对长寿水平的影响与理论预期一致,饮食结构对县(市)百岁长寿水平也具有一定影响;收入水平对长寿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即县(市)高于市区,女性高于男性,80岁以上长寿水平远大于百岁老人长寿水平.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年龄误报与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础的人口结构,年龄误报对各项人口指标的把握和判断有很大影响,在利用普查数据进行分析之前对年龄数据质量的评估至关重要。文章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数据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全国的年龄数据申报质量较高,但部分特殊年龄(如20岁)可能存在多报和堆积;广东、广西、海南和新疆4个省份100岁及以上高龄组老年人可能存在年龄高报和死亡后未销户问题;一些省份如新疆、西藏、海南、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存在较严重的年龄误报问题;一些省份的汉族也有年龄堆积;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回族、哈萨克族和黎族年龄堆积明显。比较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年龄申报质量在提高。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经验与启示

近一两年来,各机构、组织、刊物举办的有关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各种研讨会、论坛相当频繁,国内外学者、各部门和各级别的政府官员在各种刊物、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文章数不胜数。《人口研究》编辑部一年前曾经组织了一期论坛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挑战与展望,时隔一年,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刚刚结束之时,再次就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有关问题举办论坛进行讨论。第六次人口普查可谓当前中国人口研究和实际工作的焦点、热点、难点。社会各界对第六次人口普查也充满了期待。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家统计局(作为主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政府部门)、北京市统计局(作为实际工作部门)和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就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进和改革、第六次人口普查在试点和登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和启示进行讨论。     

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第五次人口曾查资料,本文详细描述了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现状。并从实际出发,对影响广东省生育水平和生育机制的农村生育模式,生育孩次构成,文化水平和职业构成等四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就稳定广东省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科学管理等问题提出三点建议。     

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看世纪之交的广东人口状况

1990年以来 ,广东人口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符合全国普遍规律 ,有的因受广东特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特点。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最新数据 ,分析广东人口在数量、分布、素质和结构等方面的现状和特点     

彝族人口结构特征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彝族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和生育状况以及职业行业情况,进行分性别、分民族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彝族人口规模呈现阶段性增长,总抚养比比较高,人口负担重;受教育程度低,且呈现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从婚姻家庭状况来看,彝族女性更倾向于与汉族通婚,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很严重;从职业上看,彝族主要从事第一产业,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远远落后汉族地区;在未工作人口中,女性料理家务的比例依然较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从生育水平估计到未来人口预测

在对不同调查普查数据分析基础上,估计了1980-2001年妇女总和生育率,1980-1990年生育水平保持在较高水平上、1991年生育水平低于或接近更替水平,然后保持下降趋势。通过调整“五普”年龄结构、假设未来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设计了三种人口预测情景方案,采用年龄递进模型,对未来50年中国大陆人口发展进行了预测,分析了未来人口总数、老年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及生育旺盛期妇女数变化趋势,讨论了未来中国大陆人口可能达到的峰值人口数及实现零增长的时间。     

影响朝鲜族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 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朝鲜族生育水平的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已顺利结束,相关快速汇总数据也已经公布。依据全国和各省最新发布的主要数据公报,对我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人口普查关注的焦点,不仅首次及时地在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了人口流动数据,而且第一次披露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数据;人口流动对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十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方向与人口地区分布变化是一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36%,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     

中国育龄妇女生育集中度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束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给妇女带来的桎梏,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妇女在生育行为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度变化情况,并以此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农村分家类型与三代直系家庭的变动趋势——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笔者已有关于农村分家类型数量模型的分析,对家庭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化因素与组合因素进行了归纳,揭示了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构建分家类型对家庭类型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而据此解释1990—2000年三代直系家庭的历史变动,并预测未来独子家庭结构再生产的变动趋势。结论是：（1）家庭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分裂因素对组合因素的优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在独子家庭还是在多子家庭都是这样。（2）自1990年以来三代直系家庭比重上升的内在原因是多子分家类型的急剧减少．由此而减少了大量核心家庭,而相对提升了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三代直系家庭本身的演变趋势是走向日益瓦解,特别是在日益增加的独子家庭中,分裂因素日渐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三代直系家庭在未来将会顽强坚持的判断可能是靠不住的。文章最后回应了学界关于中国家庭结构问题的争论。     

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的分层模型分析

本文对以往出生性别比研究中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学术评论,并讨论了个别经验统计分析中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数据和1999年的地区级生育政策数据结合起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并且肯定了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其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     

对解放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情况的历史考察

生育意愿是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其转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前提条件。本文运用历史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恚愚生育性别三个雏度来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摸索其中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国家和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灵活而更具可操作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在调节生育率水平的同时兼顾人们的生育意愿。     

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分析生育模式的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计算 1 991～ 2 0 0 0年中国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清楚地看出 ,提高初婚年龄和拉大一孩至二孩生育间隔所造成的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 1 0年间TFR偏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较之TFR更加接近中国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水平     

影响朝鲜族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朝鲜族生育水平的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