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问题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裁决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的多元化体系;纠纷解决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鉴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社会转型后非常规性纠纷的大量出现、现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等问题,应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灵活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关键是如何协调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借鉴国际上的相关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途径。     

从司法的民主性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的民主性体现在司法过程中的很多方面.司法的民主性与司法的权威性一样是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不应该于司法权威性的巨大光环下黯然失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是为解决诉累而设立的临时性措施,而是司法民主性的内在要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应该以司法民主性理论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基础.     

依法治国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构——基于广东省实践经验的分析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生成和国家理性构建相结合的产物,是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制度安排。本研究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探索和试点经验基础,厘清了经过近十年实践探索发展的多元化解纷方式的主体及其特性,总结了广东作为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在多元化解纷机制方面的有益尝试和创新经验,进一步分析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发展完善进程中的困境,探讨了有效实现各种解纷方式衔接互补的未来进路,以祈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完善中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制度改革设计有所裨益。     

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及存在问题,提出完善该制度的有效途径,并提出确立人民调解制度在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现实基础、影响因素与原则

在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的今天,诉讼本身的局限性愈显突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作用凸现.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立法环境和纠纷解决主体的能力及态度等都是影响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因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合理构建,应当坚持法院主导、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原则,建立统一、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体系,整合分散的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内容等作出系统规定.     

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探微——以自贡盐业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在中国近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的当事人依据国家法和行业习惯法的契合,明确了行业纠纷解决中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从中找出纠纷解决的合意。行业组织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是行业纠纷解决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国家的立法,保障了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纠纷解决由原来的注重实质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转变,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对当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主要实例来自于四川自贡盐业的档案、文献,盐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实际上在近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解决方式多元化、行业组织与地方法院互相协作、配合和注重习惯法、解纷程序的特点,不失为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的一个蓝本。     

浅议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的角色定位——以“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为视角

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带来了困惑。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有利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发挥各自优势,有利于"多元化"目标的实现。被动司法不仅能满足转型期社会的特殊需求,还能顺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需要,以被动、中立的角色定位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平衡发展,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社会矛盾多元化的解决路径探析——以信访制度重构为例

基于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不能局限于单一模式,也应多元化.其中,信访制度在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位置.法治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治理化,与信访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信访制度的路径选择,需要从法治和治理的角度进行探讨.     

国有企业多元化、产业协同和公司绩效——以煤炭企业集团为例

国有企业的多元化进程往往既是企业的主动行为,又多受到行政干预的影响,多元化产业组合往往不是最优的。这在企业集团主业兴旺时还可以维系,一旦主业市场萎缩,整个公司的发展都会面临难题,如当下我国的煤炭企业。为破解这一问题,以产业协同作为中介变量,将传统的多元化与公司绩效间的二元论拓展为多元化、产业协同与公司绩效的三元论,并以煤炭企业的上市公司为例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多元化与公司绩效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且非相关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但无论是相关多元化中的纵向业务协同还是非相关多元化中的横向职能协同,它们都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既在理论上证实了产业协同会提升公司绩效这一重要假设,又对指导国有企业经营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侵权责任中正义理念的变迁——以环境侵权责任为分析视角

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律制度,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的演进大致遵循了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到社会正义的历程.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分别反映在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社会责任之上,我国环境侵权责任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很好地诠释了侵权责任中的正义理念.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责任担当中的伦理困境及超越——以经典案例为中心的考察

培育和提升社会人的担当意识和负责任行为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对责任的担当和践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遭遇诸多阻碍,而伦理困境则是这些阻碍中的深层次挑战。作为社会人的生存性境遇,责任担当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三类价值冲突:同质责任冲突、异质责任冲突和不同道德美德以及理想信念带来的不同责任要求。超越责任担当的伦理困境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程序性路径。通过分析担当过程中冲突性责任要求的紧迫性、价值量,通过程序性比较,确定优先履行的责任类型。二是创造性路径。对于不可通约的责任以及价值,发挥道德想象的作用,通过实践理性在现实、理论、想象三者之间实现反思的平衡,创造性地实现担当精神。     

论企业承担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式与机制——以库布其模式为例

库布其模式中,企业通过构筑产业体系,把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原则全部纳入其中,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形成了一个多赢局面。通过对“产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模式与实现机制的分析、论证,可以得出两个命题,一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能够把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其中,不管是否存在法律和道德义务方面的约束,均不妨碍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二是只要企业的产业体系中包含着产业社会责任,企业在推动产业体系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性鼓励和支持总是一件对各方有利可图的事。     

贸易纠纷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其对策--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为视角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往往青睐制度外非正式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长远看这一选择偏好极具社会危害性,它不利于正式机制自身的完善发展,有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加速及升级版打造,无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法治建设水准的进步提升,损害了中国-东盟商贸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扭转这一选择倾向,必须在贸易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做出应对,构建理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商贸纠纷解决机制。     

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的反思——以责任法制化为路径

教育公平是评判社会公正的重要标尺,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主要手段。现今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的凸显主要受制于政府的制度性因素,政府责任与教育公平具有密切的内在勾连。教育公平问题应从规范教育权力的角度寻求政府在教育制度配置中的角色与责任,而政府也应从保障教育权利实现的角度重新阐释其责任的内涵与范围。法律以规范调整为主要方式,通过规制政府的教育权力与赋予个体教育权利,明确政府在维护教育公平中的应有责任。     

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机制与路径探索——以湛江市霞山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多元文化的引入,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受到空前冲击,婚姻家庭纠纷数量急剧攀升,这使得基层法院、基层人民调解等机构在纠纷处理方面不堪重负,各自为战、效率低下的情况日益凸显。本文以湛江市霞山区为例,对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明确社区家事审判和家事调解的成效,阐述社区家事纠纷解决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有意识地整合资源,采取多方措施,优化和改善现有社区家事纠纷解决的机制与路径。     

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以亚太地区为例

在过去的关于企业多元化的研究中,大多研究者没有关注国家环境或者区域环境对于企业多元化的影响。本研究采取数理统计方法,根据理论建立假设模型,并对之进行检验,旨在探索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在不同国家环境下是否存在显著关系。研究结论认为,环境因素既是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又是影响多元化战略绩效的关键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