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素养促进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的影响

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促进是政府、社会以及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0年共6期追踪数据,借助多时点DID模型考察健康素养促进示范县建设对低收入家庭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具体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健康素养促进示范县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生长发育、显著减少重度低体重问题;其作用途径主要包括改变健康态度、增加预防性医疗服务利用和促进健康行为。健康素养干预不仅有利于提高健康投资效益,还有利于促进健康公平。通过提升健康素养,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早期健康发育,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健康改善效果,实现“健康中国”发展目标。     

城市老年人闲暇时间安排及对健康的影响

本文使用北京市西城区调查数据,从时间利用的不同维度和健康的不同层面,借助描述分析呈现城市老年人除社会参与和锻炼身体以外被广泛忽略的绝大部分闲暇时间安排的基本状况,基于回归模型考察这些家庭内部个体性的闲暇时间安排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除社会参与和锻炼身体以外主要以消磨时间为主,此类活动时间长短与健康并未呈现显著正相关;闲暇时间里各类活动的安排(与不安排该项活动相比)都能提升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但仅呈现出干预效应,多数活动的时间长短、程度高低并无显著影响;自我提升型活动的有无、时间长短、程度高低可以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精神追求层面更高的闲暇活动则会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²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2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¹7.04%,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差"的概率分别提高0.24%和0.10%。照料活动对于女性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上的差异。城镇地区女性从事照料活动对健康的影响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少于3人的女性因照料老年人导致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增加7.63%;对于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提供照料使她们过去四周患病率上升6.66%;提供照料帮助还对不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有显著影响,使其自评健康水平下降7.41%。此外,高强度照料活动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7年8～9月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58村3145户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以新迁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利用OLS回归模型,分析构成农户家庭禀赋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成员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丰富,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农民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家庭,家庭成员更容易外出.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照料的影响

如何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弥补老年照护人力资源短缺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2015、2018年数据,并与相应年份地区统计年鉴数据匹配形成四期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照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护理保险显著挤出了家庭提供的老年照料时间,使试点地区失能老人家庭提供的日均照料时间下降44.8%,显著缓解了家庭照料服务的压力。（2）从动态效应看,长护险的政策效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且随时间变化呈增强趋势。（3）长护险对缓解重度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压力更为显著,城镇地区的政策效应强于农村地区。（4）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伴随着家庭转移支付的显著下降,但减少了子女提供的陪伴和情感联络。（5）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以损害中老年人的健康为代价,且降低了其医疗服务的利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老年人的健康。文章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缓解家庭照料压力的基础上,应重视对家庭照料功能的支持,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的陪伴和情感联络。随着长护险制度不断扩面,着重推动农村地区...     

三孩政策下低龄孙子女数量对祖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作用

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不仅将改变家庭规模与结构,还可能通过调整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进一步影响祖父母的心理福利。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低龄孙子女数量与祖父母心理福利的关系,检验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拥有更多孙子女的祖父母生活满意度更高,但是低龄孙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祖父母的心理福利,表现为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更高的抑郁水平,而且这种影响在有2个及以上低龄孙子女的祖父母中尤为明显;中介分析结果表明低龄孙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通过稀释和挤占祖父母获得的子女情感支持、增加祖父母照料孙辈的时间而提升祖父母的抑郁度,也会通过增加祖父母获得的子女经济支持提升祖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低龄孙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男性、60岁及以上的祖父母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更明显,会更显著提升城市、男性的祖父母抑郁水平。全面三孩政策下,需要重视家庭福利和老年福利政策制定,缓解祖父母的照料压力并发挥子女代际支持的重要作用,实现家庭养老和育幼的功能,助力家庭资源的代际互惠、互助和共赢。     

工作时间长度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如何解决过度劳动所引致的健康损耗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有别于以往“防治过劳”的研究视角,文章基于过劳现象日益常态化的现实考虑,选择从缓解健康损耗这一视角出发,探究工作时间长度与健康间的影响机制,以期改善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首先,利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框架,首次系统性梳理了工作时间长度与劳动者健康之间的内在机理;其次,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两者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最后,引入工作时间弹性这一调节变量,实证探究弹性工作制能否调节过劳对健康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时间长度对劳动者健康呈“U”型影响,且该影响具有职业异质性;工时的延长主要是通过挤占健康时间投入、促进健康货币投资和提高心理抑郁风险三条路径影响劳动者健康;此外,上下班时间弹性的提高会弱化长时间工作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严重过度劳动的群体。因此,除倡议适度劳动外,促进劳动者健康投资提升、引导劳动者工作心态积极向上以及建立灵活弹性工作制均能有效缓解劳动力人口的健康损耗。     

农村二孩家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分配理论,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农村二孩家庭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有妹妹,有弟弟的长姐身高Z评分将降低0.254个单位,表现出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概率比正常组将分别提高5%和2%,但与肥胖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别平等感知在男孩偏好与长姐体质健康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父母感知到的社会性别平等越弱,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不利影响越强。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长姐处于学龄期、二孩处于学龄前和父亲出生队列较早时,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将产生更不利的影响。未来应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在保证儿童福利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政策,全面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支持体系。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中国农村家庭脱贫的时间路径及其策略选择

文章将时间概念引入贫困分析,进而发掘农村家庭的脱贫速度及脱贫稳定性,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拟合加速失效时间模型与二元选择模型研究发现:(1)农村家庭脱贫存在久期相依性,37.2%的贫困人口在持续1年后可快速脱离贫困,但随时间延长,持续5年后能够脱贫的人口占比下降至8.6%。(2)多数家庭在脱贫后人均收入会增长到同期贫困标准的2倍以上,但也有近15%的脱贫人口在间隔3～5年后会出现返贫现象。(3)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或转变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来提高自有土地资产价值,可提高家庭快速脱贫的概率,也会提高家庭在脱贫后持续获取更高收入增幅的概率,但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脱贫速度更慢,脱贫后的收入增幅更低。(4)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的收入补助在帮扶脱贫、抑制返贫中的作用不显著,还会降低家庭在脱贫后赚取更高收入的概率。     

农村地区分家时间研究：基于生命表的分析

利用2012年“陕西省农村婚姻家庭变动研究调查”数据,本文采用生命表的分析方法构建了儿子（女儿）初婚后离开父母（公婆）的分家生命表,对农村地区分家时间的变动态势、分家时间在不同维度的分布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分家时间集中在初婚后三年之内,且分家比例随着结婚年数的增加逐渐减少。父母做主的婚姻方式和较高的彩礼比重推迟了分家时间;分家时间随兄弟个数增加提前且分家比例增加。     

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对老年人休闲生活影响的研究

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少子化伴行,家庭子女状况对老年人休闲生活有重要意义。使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CGSS ）数据,分析是否有孩子、孩子数量、孩子性别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结果发现：孩子越多,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频率越低;儿子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负向影响为主,且1个儿子的强度最大;女儿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正向影响为主,且1个女儿的强度最大。重视家庭子女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对提高老年人休闲生活频率、推进健康老龄化意义重大。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可大致分为早期主要控制人口数量的利益导向政策和当前倾向于综合治理的利益导向政策两个时期。本文在回顾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利用1991-2010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家庭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较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更强,并且更有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倾向于综合治理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下,家庭会调整发展策略,通过风险外部转移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等多种方式,缓冲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导致的不确定风险增加。     

家庭养老、父母健康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经济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利用CHNS数据,将同一家庭内部子女样本和父母（大于55岁）样本进行配对．探讨老年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首先建立理论框架,其次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基础上,分析老年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健康不良将导致子女劳动供给的减少,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但均不显著。同时在存在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其影响程度减小。     

家庭人口老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家庭层面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从微观家庭结构出发,对家庭内部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年的截面数据对人口老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老化特征与家庭碳排放之间呈现负相关,家庭的老化特征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碳排放水平,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更加"节能环保",这一结论与人们的一般感性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共同居住,通过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使家庭朝着节约环保型转变。本文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并非都是消极影响,其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投入机制与产出效益的理性认识

计划生育投入是指为满足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所需要的投入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从计划生育的投入到家庭效益的产出是个有机联系的过程 ,这种效益集中体现在 :促进了农村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整体上提高了计划生育户的家庭消费水平。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投入还存在低效误区 ,今后要抓好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转换 ,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投入体系     

90年代俄罗斯家庭结构和单亲家庭状况分析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变更,以姻亲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结构出现了松散化的趋势,离婚人数和单亲家庭剧增。导致单亲家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两性行为和生育行为的变化,传统和积淀的变化。此种现象已引起了俄罗斯学者和社会的广泛重视。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家庭支持力度研究

目前北京市大多数老人选择了家庭养老,因此家庭支持力对这些老年人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2005年北京老龄协会调查数据,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支持和精神慰藉支持三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北京老年人养老家庭支持力及老年人对这方面的评价。     

自愿不育的人口社会学视角

文章通过对目前人口形势和不育群体现状的分析 ,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不育文化作了论述 ,最后分析了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