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因素对已婚独生女居住安排的影响

独生子女已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由于此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势必对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产生冲击。文章利用2005年苏州市20-29岁育龄妇女家庭户调查资料,通过列联表与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判断已婚独生女居住方式与非独生女的差异性,并试图找出居住安排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总体上,独生女婚后单独居住比例较高,男女方母亲就业成共同居住的关键影响因素,独生女居住安排具有更大的弹性。共同居住决策的主体是年轻夫妻,决策依据三方分工的结果,符合理性选择理论,居住安排带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点和传统文化的印记。     

城市老年人口与已婚子女同住的观念与现实

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老年人与已婚子女高水平的同住现象,通常被理解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在这个地区持续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中国城市,尽管受不同的传统与非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长仍与子女同住。文章用中国九大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分析老年人的居住喜好及实际的居住方式。结果表明,很大比例的老年人没有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居住方式居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居住方式。甚至他们的居住喜好也取决于实际情况,包括住房面积、是否需要帮助、家庭的规模和对家庭关系的感觉。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分布及其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结果表明,青年婚后小家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单独家庭中青年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明显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论文探讨了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化对家庭养老以及家庭观念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城乡互补的“填充”养老模式探讨

农村男性精英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有追求向上流动的现实需求 ;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城市独生女家庭由于女性独有的社会生存能力缺陷 ,面临着养老危机。同时 ,在城乡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与控制机制的城乡差别作用下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较农村早得多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 ,二者的互补性促成结合 ,从而形成独特的、城乡互补的“填充”养老模式。     

推进“关爱女孩成长”

一是江苏省沛县人口计生局联合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共同在全县开展了“救助贫困独生女大学生”活动。县人口计生局发挥自己的网络优势，将贫困独生女大学生的家庭情况及时摸清，建立档案，并积极帮助贫困独生女大学生申请“情义徐州”爱心助学申请；宣传部门发挥自己的宣传优势，在县电视台、电台、     

家庭资本对农村中青年居民养老策略的影响

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农村中青年居民的家庭资本对其养老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养老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子女数越少和家庭储蓄越多,农村中青年居民越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反之,越倾向于选择依靠子女的资助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资本对子女的资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间的策略选择并无显著影响。     

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转变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有利于促进农村已婚妇女的性别观念向现代型转变,而且不同类型的流动对性别观念的转变影响程度不同.单独流动的妇女观念最为现代,夫妻双方一起流动的妇女相对传统.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以家庭经济地位关系为基础,不仅受到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夫妻间相对经济水平的影响.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农村多子女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新性别差异研究

现实的农村社会,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经历变革：在父系家族体系下原本只提供辅助性养老支持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女儿却并没因此就享有了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态度也依然延续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本文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养老遭遇困境时父母的能动选择、“传宗接代”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女儿养老的可行性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乡土社会中的“女儿养老”：实践机制及其效果——基于鄂中L村的调查

农村女儿在赡养老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与儿子一样的正式身份。本文通过对一个个案村庄的深入分析,发现婚姻和养老存在直接的关系,招婿婚姻是确立女儿养老正式身份的仪式过程．是实现女儿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手段。通过招婿婚姻建立的家庭形成以女儿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代际关系实现了相对均衡。在村庄中建构起女儿养老的强大伦理,足以与传统的儿子养老相抗争。     

家庭收入是否影响子女教育水平——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教育是低收入家庭子女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基于CHNS的数据,本文分别使用OLS、2SLS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OLS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为正且显著,使用工具变量对家庭收入的内生性进行控制后（2SLS）,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依旧为正。分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女儿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对儿子的影响程度。将家庭收入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五个等级的细分样本估计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倒U形”。     

“主位”视角下光棍社会地位的再研究——基于江汉平原的经验调查

光棍在传统社会中成为一种依附性的力量,嵌入到村庄结构中。光棍是弱势的文化指涉始终是乡土社会实践的“非意外结果”。由此,学者通过“婚姻挤压”和“婚姻排斥”导演出光棍的“被迫性”问题。但是,随着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和传统村落社区的解体,光棍的“弱势”意蕴逐渐得以“祛魅”。基于经验调查,本文从“主位”视角出发展开对光棍社会地位的再研究,从经济条件的优厚者、婚姻的高价者、家庭结构中的当家者、人情的积极互动者、关系和资源的拥有者五个方面来呈现出光棍较高的社会地位,打破光棍弱势之迷,光棍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已,这样就将光棍研究进一步推向“主位选择”的纵深层面。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的逻辑——指向一种质量互释的混合研究

与其父辈不同,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交往遵循独特的运作逻辑。从其城市生活的社会情境出发,学校类型、家庭教育与社区结构,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接触机会、交往过程．从而产生不同的交往后果。学校在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中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流动儿童的学校类型不同,其城市社会交往的逻辑迥异。在不同的学校空间,流动儿童建构出了不同的交往文化。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获得了更多与城市儿童及其家长接触的机会,他们与城里人的交往频率也更高,因而更有可能冲破身份制度的藩篱,从结构上实现与城市的社会融合。民工学校流动儿童则正在经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长期失能老人照料决策研究——以个人资本为视角

本文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从需要长期照料即长期失能老人的视角出发,引入林南的个人资本理论来分析老人的长期照料决策。通过对武汉市和广州市13名居家和21名居住在养老院的长期失能老人的访谈,发现对于城市长期失能老人的照料决策而言：第一,长期照料决策受到资本不平等的影响;第二,长期照料决策受到资源收益最大化的影响。     

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基于内生选择性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8年的RUMiC（中印农民工调查数据）构造内生选择模型分析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OI．S结果显示,控制个人特征和单位特征后,已婚男性的工资大于未婚男性的工资,婚姻溢酬为O．360。控制了婚姻选择性和妻子工作时间内生性后,使用Hekman两步法对此分析后发现婚姻溢酬更大一些,达到了O．523;这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不能简单归因于选择性假说,即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拥有更高的不可观测的生产力。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可以用生产力假说中的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来解释,OLS和Heckman两步法的回归结果均表明,我国男性的婚姻溢酬随妻子的工作时间上升而下降。     

上海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健康状况视角的实证分析

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多处于50-64岁的健康老年阶段,关于他们养老方式的研究也多基于身体状况较好时的选择.假设他们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时,他们的意愿养老方式及影响因素又是如何？现阶段尚无此方面的相关研究.本文利用上海闸北区的调查数据,从身体状况较好和较差两种视角构建模型,分析不同健康状况下上海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可能养老方式及影响因素,并在文章最后探讨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