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无讼价值观的合理性探析

一、“无讼”的渊源“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古代中国人追求自然界的和谐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便体现为“无讼”。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讼”思想     

当代法治视域下无讼思想的思考

儒家追求中庸、平和处世的哲学思想,对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无讼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在司法领域的价值追求和一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处世之道,反映了中国民众对诉讼的特殊心理,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我们的诉讼工作。     

论"无讼"

"无讼"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统治阶级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并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无讼"产生根源及发展过程这一问题的探求,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关于法律本土化和法律移植这个问题上作出适合中国的选择.我们要正确对待本土法律文化资源,以免在构建中国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多走弯路.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但无讼对个体权利的压抑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等方式和途径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略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传统中国人将无讼视为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作为传统社会达至和谐的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厌讼传统再认识

长期以来,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谐”“无讼以求”“无讼息争”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很强的厌讼思想,认为中国民众具有强烈的“贱讼”“耻讼”“厌讼”的心理.但笔者经过长期对法文化研究之后,发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并没有“厌讼”的传统,相反特别地喜讼,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厌讼”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界的认知错觉.     

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已为学者所公认。本文试图从明清小说资料角度，探讨中国人的诉讼观念。本文着重指出：过去法史学界一般断言的中国人“无讼”观念，实质上主要反映了官方与士人阶层代表的文化大传统的法律追求和理想；“厌讼”、“惧讼”观念，则主要体现了大众百姓代表的文化小传统的诉讼意识，并以明清小说资料揭示了这一特点。     

中国人“厌讼”心理的历史分析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由“无讼”导致的“厌讼”心理 ,则构成了国人逃避诉讼、私下调解的深层心理根源。本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体制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厌讼”心理产生的根源 ,或可为研究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一定的帮助     

中国传统社会“无讼观”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社会“无讼”的理想并没有在实践模式中体现为以息讼止争为主旨的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相反，民间纷争的公正解决并没有遭到实质上的轻视，只不过它采用了独具特色的解决制度。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无讼”和“法律文化价值观”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误读。     

乡土社会的"无讼"观——基于传统与当前调查的比较视角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与传统社会共生共存的文化内核,有着其存在的社会根源。通过对当前农村的"无讼"调查,我们看到的是:司法腐败导致的农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各种形式的调解在纠纷解决中仍然是主要方式;规范的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在部分地方日趋严重。     

法学翻译与法律现代化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法学翻译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学翻译对于中国现代法学具有建构与生成的意义,从法言法语到制度理念,均建立在法学翻译的基础之上;其次,法学翻译的发展轨迹,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法学的演进过程,从取法西洋、学习日本,转至模仿苏俄,进而重新面向世界,法学翻译的曲折变迁也印证着现代法学的艰难命运;第三,法学翻译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亦有重大影响,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译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也应有反思的态度和超越的决心.对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翻译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旨在较为全面概括地展示百年法学翻译的成果和历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观察到法学翻译与现代法学之间的深层次的内在关联和意义.     

中华法系新论——兼与西方两大法系比较

中华法系是法律史学科中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然而,囿于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局限,该研究难有突破.本文用比较法理论,置中华法系于世界法律格局中,并相对应于西方两大法系进行思考,对中华法系及其形成进行论述,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以唐律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一系列封建国家法律制度的统称.中华法系的形成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超出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东亚、东南亚国家法律传统和法律系列的过程,其中,几乎没有武力征服或任何殖民扩张的因素,它与中国法文化优势的形成相一致,是唐律传播并影响开来的必然结果.     

我国地理标志专门立法保护探讨

地理标志作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国际贸易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很不协调的是,我国目前对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存在很多问题。通过比较国际地理标志的不同保护模式及其选择依据,分析了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模式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利益、法律属性、法律成本及执法环境方面,分析我国专门立法的必要性,提出了制定地理标志专门保护法的建议。     

20世纪20-30年代刑法学的中西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德日刑法学的引进与西方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的入华成了一时之特征,也造成了一定程度内的中西之争,在这些争论内,民国刑法学的集大成者蔡枢衡先生倡导的建设中国新概念法学,在时下中国现代刑法学吸收大陆法系刑法学的“化西”进程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当代侨情发展变化与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国家,基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从立法角度,对归侨侨眷的权益加以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作为侨务法律体系的核心,较好地维护了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权益,但随着世情、国情、侨情形势的发展变化,该法的生存环境和实施效果遇到了挑战,以为侨服务为出发点,重新定位该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环境、历史任务和基本国情,从三个"全新"的维度科学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发展、最新成果,更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实践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在依法治理、法治道路、党法关系、依宪治国等领域的理论创新,深化了对国家治理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与行为的精神因素,是理解法律制度与法律行为的关键。在学界里, 人们为了研究的必要,对法律文化作出各种类型划分,其中,中西法律文化是一个最基本的划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与广泛。而没有比较就意味着没有相互的吸收与借鉴,就更难发展与升华。因此,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民间法与高级法的距离——从宪政的视角

"高级法"(Higher Law)对国家制定法的约束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从高级法的渊源探索,中国的高级法应蕴涵在民间法中,体现在民间法具有成长为高级法的潜质,包括产生形式的天成性,对传统的维护所体现出的社会保守性,所蕴涵的自然正义以及对多样性的尊重.但民间法与高级法之间还横亘着一段距离,主要是民间法的合理标准障碍和因与传统割裂所形成的效力障碍.民间法成长为高级法,其前奏在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元化法律格局的形成.     

当代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下)

法学流派的涌现是中国法律学人的夙愿。虽经中国法学者的多方呼吁,但法学流派的“建构”依然步履蹒跚。从对中国法学流派划分诸种观点的评析中,可以说明流派化意识是形成法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法学流派像其他任何流派的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法学研究的对象及范围、哲学基础、方法论运用、理论体系的创新等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当下,法学中国化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这就意味着中国法学应解决中国问题,法学流派的建构也不能离开这一主题。中国还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法学流派。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出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反映中国人对世界法学做出独特奉献的法学流派。这也是对法学向何处去的一种回应。     

家庭暴力立法研究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许多国家,防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在我国,解决家庭暴力的相关政策仅仅是一种高层次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家庭暴力纠纷案件的增多对现行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是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进而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基于此,法院内部也应设立一个专门的解决家庭暴力纠纷的家事法庭,并构架起此领域的公正审判权,从而树立起司法权威,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正义的必然选择。家庭暴力立法与司法制度的发展,对法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