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人格思想解析

本文从成圣之道的设计等方面论证了孔子心仪的理想人格是具有现实性可能的圣人而非君子,并将《论语》文本置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认为,均以孝悌为本的为人、为仁、为礼、为政在根本上可说是融通一致的,是同一问题在不同侧面的表现:为人,其核心精神是为仁,具体措施是为礼,最高目的是为政;为人,从内在品质来说,就是要为仁;从个体行为层面言,就是为礼;从社会层面言,就是为政。进而提出,孔子期许的为人理想,就是为仁、为礼、为政的高度结合,即“仁以为质、礼以行之、功以成之”的圣人。文中还就“仁”、“圣王”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语》中的仁和人

“仁”字在《论语》一万三千七百字中是占有显赫的地位。宋代张敬夫《洙泗言仁录》大概是首先把这个字眼类聚在一起,作了研究,而引起人注意的吧;然而,我们今天容易记起的却是清代阮元《论语·论仁篇》的统计数据——一○五个“仁”字。孔子和他的门弟子们说了这么多的“仁”字,历代又对这些“仁”字作了好些发挥,应该是义蕴无余了,却又不然。直到现在,我们不是对它还有许多新的争论?孔子是一个所谓“繼往圣”而且非常富于创造力的人,《论语》二十篇四百八十六章,论“仁”的五十八章,论“礼”的四十余章。“仁”和“礼”可说是经过他改造、孕育出来的一对学生。“仁”是什么?“仁”和“礼”的关系怎样?从他回答颜渊     

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孔子“仁”学伦理思想探索

孔子的学说里强调最多的是“仁”,“礼”其次。在《论语》中讲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难怪有些同志说:“几乎为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所承认,孔子思想的范畴是‘仁’而非‘礼’”。本文亦以“仁”学作为重点,对孔子的伦理思想提出一点浅见。关于“仁”、“礼”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论纷纭。在我看来,从伦理学角度而论,“仁”是指人与人关系间的思想原则,“礼”则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前者是伦理,后者则是道德。故本文论“仁”不论“礼”。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文子》的“四经”说

《文子》“四经”指德、仁、义、礼,源于《老子》对仁、义、礼的有限肯定。《文子》在《老子》的基础上继承《老子》“德”的含义,改造仁、义、礼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四经”说。《文子》以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根源在于德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仁、义、礼的相对性。《文子》建立了融合儒道的思想体系,不同于《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道法融合模式,属于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派别。《文子》“四经”说的研究,对重新认识战国时期黄老道家的丰富思想面貌、重新评价战国时期的儒道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仁”与“礼”不等于孔子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二千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为此耗尽心血。而关于孔子思想中仁、礼的关系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特别是近百年来,许多人把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形式”与“内容”应用到“仁”与“礼”的分析上。具体说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礼”是“仁”的“形式”,亦即“仁”之为里,“礼”之为表。执此意见的始作俑者已无从可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礼本乎仁,是仁的表现,仁的象征。”(一九三二年稽文甫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仁是内     

略谈孔子的“复礼”和“爱人”

<正>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的核心是“仁”。对于“仁”,孔子作过多种解释,但最能说明孔子仁学本质的,是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这两个命题。为了探讨“仁”的本质,特对上述两个命题进行剖析。一、什么是孔子所认为的礼之本“克己复礼为仁”这个命题源出于《论语·颜渊》篇,是孔子对其得意弟子颜渊的答问。后来,这一命题成为人们引起争论的议题。争论的中心是“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理解“仁”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也才能对“仁”的本质作出符合事实和     

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行”

<正> 过去我对于孔子有时把“仁”放得很高、有时又把“礼”放得很高、有时似乎又是天命最高感到不解,对学界关于“仁”、“礼”关系的纠缠也有迷惑。近日偶读《论语》诸书,顿然有悟,深感孔子之言“仁”、言“礼”、言“性与天道”,皆落脚于一个“行”字。孔子颠沛一生、孜孜不倦,为的正是这个“行”,“行”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儒家论人际关系的矛盾两重性思想

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思想上有个特点,就是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把人看成是群体分子,以伦理、政治为轴心,处理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学术界对这种思想如何评价,意见颇有分歧,我认为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思想的两重性矛盾。下面谈点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一 “仁”学是孔子伦理学说的核心,也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最多,虽然涵义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有关“人”的界说。《中庸》说:“仁者,人也”。孔丘往往把“仁”作为人的完全人格的代名词。有完全人格的人,他称为“仁人”。由于“仁”的字形结构,许慎的《说文》解释为“从人,从二”。《礼记》郑玄注认为“仁”是“相人偶”之意,即用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孔子的“仁”,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     

从“仁”学视角看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孔予以“孝”为切入点而谈“礼”,“仁”是“礼”的抽象,“仁”也是天与人之间的桥梁,天人合一,以和为贵。这是孔子“仁”学思想的脉络。     

论《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论语》“未知，焉得仁”：朱熹的解读与现代的转向

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以及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把“知”解读为“智”。朱熹在把“知”解读为“知晓”的同时，又对于“仁”“智”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既讲仁包“义礼智”，又讲智藏“仁义礼”。清儒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仁”“智”关系。正是历来存在的这种分歧，演化成为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解读与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的解读之间的分歧。这是当今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的解读，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孔子认识论及其局限

<正> 孔子是儒家的始祖。他的认识论对我国自古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其局限性,则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没有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的原因之一。本文先叙述孔子的认识论,然后分析其不利于近代自然科学生长的局限,并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略作比较。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认识论没什么长处和积极贡献,也不是说孔子思想就比不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孔子肯定知识的存在和确定性。他认为应当“知仁”、“知礼”、“知言”、“知人”,并且对带有神秘性的“命”和“天命”,也认为是可知的。他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下文引《论语》只注篇名)。他还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可知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毅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由上所述,孔子不仅肯定知识的确定性,是可知论者;而且可以看到,孔子所谓知的对象是“仁”、“礼”、“人”、“天命”以及社会的历史变迁,主要是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关系。这是孔子对认识对象的回答,其中没有自然界的地位。     

孔子思想的合理内核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日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过去不少学人都认为“仁”或者“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中庸”,而“仁”和“礼”只不过是实现“中庸”的手段罢了。孔子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孔子最早提出了“中庸”这个范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     

浅析《孙子兵法》中的“仁”、“智”思想

<正> 目前,在《孙子兵法》的研究中,谈“智”的文章多,谈其他内容的少。有的认为《孙子兵法》只讲“诈”不讲“仁”,或者即使讲“仁”也只是为“诈”服务的,认为《孙子兵法》是一部智谋多变的诡诈之论。这种观点古来有之。但细读《孙子兵法》我们不难看出,其“仁”的思想渗透于全书之中。一、战争观中的“智”与“仁”春秋末期频繁而无情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孙子指出:“凡兴兵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仁”与“礼”：对《大学》文本的诠释立场与解释方法

对《大学》的诠释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诠释者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对《大学》文本的解读或强调“仁”的精神,或强调“礼”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有差异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儒者对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的选择,又与他们面向当下历史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从“仁”与“礼”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诠释上的分歧,对于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探讨《大学》的现代诠释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从“君子不器”看孔子所论“仁”与“礼”的关系

“君子不器”是《论语》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孔子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和阐发,后人多认为此条是对君子修养方面的要求。本文从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礼”关系分析入手,集中论述“器”与“不器”实为孔子“以仁释礼”、“仪礼相重”的又一具体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