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传奇《金丸记》与藏戏《苏吉尼玛》、《卓娃桑姆》之比较

通过对明传奇<金丸记>和藏戏<苏吉尼玛>、<卓娃桑姆>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解析这三部题材相近的藏、汉戏曲所蕴含的优美人性,从而探究藏、汉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共性和特性.     

《春秋》学中的“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学者们对"属辞比 事"的理解还比较简单,宋代以来,"属辞比事"四个字变得复杂迷离起来.反对以书法义 例说经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属辞比事"就是通过比观<春秋>所记之事,在对事实的把握 中明大义;有的主张对<春秋>所记之辞与事,以"礼"为据明褒贬;有的认为"属辞比事 "就是分析与综合的理解方法.而主张以书法义例解经的学者,或认为"属辞比事"是一种 探明事实以求大义的方法,或认为是一种阐明<春秋>书法的方法.在书法与史法之间采取 调和态度的学者认为,"属辞比事"首在阐明<春秋>书法,但并不专就文字上立褒贬,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考事迹,明嫌疑是非.     

明代前中期话本小说演变探微——从《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到《明悟禅师赶五戒》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二拍",话本小说经历了由书会才人口耳相传到文人创作案头文学的发展过程,其体制、模式、思想、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体现了话本小说从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以<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和<古今小说>中的<明悟禅师赶五戒>为例,探析话本小说的演变过程.     

庾仲雍《湘州记》考证与辑补

庾仲雍<湘州记>,是较早的中国古代地记作品,殷芸<小说>、郦道元<水经注>等多引此书,可见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湘州记>的作者为庾穆之,字仲雍,为东晋或晋宋之际人.其人熟悉江汉水道地理,当长期在湖北湖南地区生活.庾所作<湘州记>在北宋犹存于世,南宋时亡佚.在清代学者陈运溶、王仁浚,以及今人刘纬毅等诸辑本之外,笔者补辑得庾仲雍<湘州记>佚文二条.     

焦竑著述考略

晚明学者焦竑一生勤于著述,所撰诸书遍及经、史、子、集,然因清廷禁毁,散佚较多,流布不广,今存者仅有十余部,是研究焦竑学术的重要史料。     

关于郑和佛教信仰两条史料的辨伪

邓之诚<骨董三记>卷六<郑和印造大藏经>引郑和<题记>有三点可疑:其一,<题记>所载三部<大藏经>印造的时间,郑和人在海外;其二,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不具备印造<大藏经>的雕板;其三,该<题记>与云南发现的郑和<施印大藏经发愿文>矛盾.另外,<佛说摩利支天经>后姚广孝所作题记将道衍官衔误作"僧录司右善世",也使该史料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拍案惊奇》卷一本事及主题考论

<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正话的蓝本是唐皇甫氏<原化记>中的<魏生>;入话的蓝本除<金陵琐事>卷三<银走>外,更早的依据是<搜神记>卷十八<细腰>与唐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安阳黄氏>等.在此基础上,本卷是以梦境为叙述空间,对人类永恒的金钱占有欲进行的形象解析.文本在随缘起灭的叙事逻辑中,引导着对财富欲望的审美宣泄.     

谈《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从主题思想、情节处理、人物形象三方面粗浅地探讨了<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紫钗记>把主要矛盾由原作小玉痴情、李益负心的矛盾转变为爱情与强权势力的矛盾.在情节方面,特别设计了一些"尊情"的情节.<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性格上有变化,到了<紫钗记>则突出写了霍小玉对李益一往情深;<霍小玉传>中李益的性格主要是先软弱后薄情,而<紫钗记>中的李益性格主要是忠贞,但还带有三分软弱.黄衫客是汤显祖期盼中的"社会的良知",但这种期盼是不可能实现的.     

《司马光日记校注》辨误一则

司马光一生勤于著述,<邵氏闻见录>卷11载:"司马温公居西洛,著书之余,记本朝事为多,日<斋记>、日<日记>、日<记闻>者不一,今亡矣."李裕民先生从日本藏孤本<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中辑出佚文三卷,编成一书,名为<司马光日记校注>,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试论《学记》的人文价值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著,<学记>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容,自始至终充满着对人的关注,对人、教育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本文通过对<学记>中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的综合分析,透视了<学记>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揭示了<学记>的人文价值.     

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

李卓吾批点过《西厢记》 ,但现存的李批《西厢》都是伪本。容与堂本乃叶昼所伪托。但叶昼的批点富有文学批评价值 ,特别是他的人物论在整个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比较突出。叶昼的批点在明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金圣叹出 ,他的批评才相形失色     

《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

潘之恒的<亘史>是凌濛初白话小说集"两拍"的主要蓝本之一.明天启七年(1626)冬,凌濛初因参与选评<鸾啸小品>而接触了潘之恒的全部遗稿,获得<亘史>原本已有但汇刻时未曾缀入的"谭部"与已曾刊行的"侠部"、"艳部"及"外篇"中的部分篇目,并于该年冬以其为基础编成白话小说,收入<拍案惊奇>;数年后,又利用余下的资料编成部分作品,收入<二刻拍案惊奇>.在现存世刊刻最早而卷帙不及原书十分之一的明天启六年鸾啸轩汇刻本<亘史>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作品被"两拍"用作蓝本的证据.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东里志·沿革纪》正误

《东里志》系明代里人陈天资所撰,但志成后没有刊行,且原稿已经散失,只有抄本流传。最近看到“电脑排字印行”的《东里志》,阅后觉得讹误颇多,而以“沿革纪”为甚。写点正误文字,以期引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 ,是建立在通俗小说都得到妥善保存的“假设”之上的 ,它完全没有考虑通俗小说大量湮没的事实 ,因而是完全不合事理的。如若没有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孙楷第等老一辈学者的抢救“引进” ,可能今天面对的“空白”就会是整个明代。从遗存文献史料的字里行间 ,仍透露出明代前期小说的种种信息 ,不仅能够证明稗官小说的大量存在 ,有些作品的内容亦可窥知一二。而现存多数的历史小说 ,都有它更早的“原本”。“明代前期空白论”是不能成立的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焦竑小学研究的文化解读——论《俗书刊误》的成就与失误

焦弦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在小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其编撰的《俗书刊误》是一部辨正字书，其中包含了焦竑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一些思想和成就。结合此书，论述了焦竑小学方面的成就与失误。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