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没有回忆的记忆

记忆分为私人的记忆和分担的记忆,或者说,个人的记忆和集体的记忆.两者都是在面对过去的一种陈述中发生的,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阅读.集体的记忆以当前为目的,是证实集体成员的同一身份、巩固他们之间联系的一种社会活动,对历史的记忆随群体面对的一些问题而有选择地重塑.个人从所属群体的过去中所回想的,主要是群体向其成员所传输的,这种记忆不建立在个人的回忆之上.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约克纳帕塔法神话解读

以往对福克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其作品的叙事结构和反奴隶制、反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博爱等主题上,尽管有学者对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神话作过一些探讨,但多集中在叙事功能层面;尽管有学者探讨过福克纳小说的反奴隶制、反暴力倾向,但少有人将此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结合起来。事实上,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神话可以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进行诠释,因为在被北方征服和占领后,美国南方文化与后殖民地文化的处境有许多相似之处,福克纳在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系列中所关注的问题也与后殖民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后殖民主义者往往把复兴或编造民族神话作为复兴民族文化遗产、再现被压抑的民族历史记忆和重新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宣扬在现实中要通过忍耐和牺牲以洗清民族历史上的罪孽,并认为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与殖民文化“商讨”和“杂交”。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目的在于复兴南方传统文化,再现南方被压抑的历史记忆,重新建构南方人的文化身份,宣扬通过个人忍耐和牺牲洗清南方在历史上的罪过,并暗示南方文化的出路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商讨”和“杂交”,即南方人应当继承南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吸收北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并对南方和北方文化中的不合理因素予以抵制。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编码与遮蔽:1959-1961年浩然的小说创作

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苦难记忆。这个时期浩然的小说创作通过对苦难现实的重新编码,显示出的却是一片阳光灿烂的“艳阳天”。浩然的小说对历史灾难的编码与遮蔽不仅是个人创作的悲剧,而且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悲哀。     

冲突、挑战与交错——论E.L.多克托罗小说的记忆书写

研究了E.L.多克托罗小说中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小说通过突出个人记忆的力量，揭示了被忽视的历史视角，并挑战官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对《但以理书》《上帝之城》和《安德鲁的大脑》的分析表明，个人记忆在弥合过去与现在、调和个人与历史之间起着重要作用。多克托罗的小说呈现了错位感，促使读者批判性思考历史叙述，并重新评估历史事件。通过挑战官方历史记录的权威性，多克托罗强调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和其在全面理解历史中的作用。这种关注个人记忆的重要性有助于推动历史叙事的再认识进程，并促使读者重新参与到历史记忆的书写中，以对既有历史进行重新描述。     

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

创伤经验的言说是迟子建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从中透视出其小说的审美价值。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分为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与之相对应,也形成对创伤修复的三种方式。从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塑造、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等三个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进行阐释,全面呈现出迟子建小说创伤维度具有的深层意蕴。在创伤型人格的塑造中,迟子建对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经验感悟油然而发,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迟子建小说创伤型人物的塑造,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让人们在悲伤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浅论集体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集体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但是,长久以来,我们误解了马恩的这一论述,把个人自由误认为个人主义,几乎和“自私自利”是同义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往往将“个人”与“集体”置于绝对对立的地位,本文着重重新解读这一论述。     

试论《西游记》中神话与现实的矛盾

<正> 笔者认为,《西游记》所存在的艺术形象与思想内容方面的矛盾归根结底都源于潜存小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的神话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小说对于“超人”模式英雄形象的构建,使全书体现出一种神话追求;但是“神话底创造在自己的基础上乃是现实主义的”①,局外一种“圣人”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对于整个西游故事又有一种弥漫性的影响,从而小说最终体现了对于现实的回归意向。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社会意义及历史感的人格模式可分为两类:“超人”模式和“圣人”模式。这两种人格模式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此消彼长,一种人格模式可以被某阶段的偶像观念所禁锢和替换,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和潜能的某种因素的历史性特殊结构,而人类的经验和潜能又从属于我们潜在的生物存在的状况”②。“超人”,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渊源。英雄是人类童年阶段崇拜的偶像。在严峻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中,英雄作为及英雄人物是人类崇拜的对象。各民族的神话传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政治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建构：1932年陈独秀被捕的舆论反应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使隐匿“地下”多年的陈氏重归舆论界视野。从自由主义知识社群的舆论阵地到国共党报、都市民营报刊，对陈独秀被捕有着不同的报道、评论取向。而陈独秀个人的生平和革命历史也在报道和评论中被唤起和重新解读，呈现了“断裂”、“对抗”、“传奇”为主要叙事策略的记忆文本。这些迥异的集体记忆既交织着不同政治社群分歧显著的政治认同，也反映了其时多元政治力量竞争语境下民国报刊建构集体记忆的政治功利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