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动的大潮——江苏省淮安市农村青年外流调查

改革十年来,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逐步从传统的集体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小农经济、产品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不再成为农民的唯一希望。农村的新一代改变了祖祖辈辈一贯制的“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的人生途路,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象涌动的潮水一样,纷纷从农村走向城市,到城里做工,去外地经商。他们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外流大潮,使我们这个社会面临许多新的课题。他们外流的现状如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此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与措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用听取汇报,走访座谈,个别谈心、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淮安市部分乡镇进行了调查。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决定因素

本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农村实态惯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根源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劳动参与在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产数量增加0.3%。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作用在南北方存在巨大差异,女性劳动参与仅对南方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增加0.2%。本文认为,南北方地理禀赋所导致的农户经济结构差异是女性的经济贡献存在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的地区差异及其根源,也对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浅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业问题,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受不可抗御的自然风险之约,又受土地、经营规模、社会传统的限制,是一个弱势产业。在新社会,依靠农业的积累,为发展工业积累资金。基于农业的特殊地位和一直存在的问题,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土地物权资本化: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可能路径——兼论现代农业企业制度的建立

土地承包经营,是中国现有的土地经营机制.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快农业发展.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应以农民土地承包权入股(物权法已将其确认为物权),建立现代农业企业制度来推进农业发展.     

中国当今农民阶层结构

中国当今农民已分化成八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1.农业劳动者。他们承包集体的耕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全部或大部分依靠农业取得收入作为自己家庭的生活来源。约占农民总数的55—57％。 2.农民工。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阶层。他们常年在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取得个人及其家庭的全部或大部收入,但因国家户籍管理制及严格限制“农转非”,因而户籍还在农村,身份仍是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24％。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信息化特征分析

21世纪是信息社会的世纪,信息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在带来城市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转型.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项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社会结构和制度转型.在信息化的影响下,这一转型进程已呈明显加快趋势.相比较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带有更多的信息痕迹.从显性上来看,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直接受益于信息化;从隐性上来看,农村文化、农民身份角色和农民心理同样受到了信息化的深刻影响     

税制变迁与唐宋之际户籍管理的调整

随着唐宋之际征税对象由人丁向土地转变,户籍在税收中的地位开始削弱,户籍制度本身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在户籍编制和户种设计上开始体现了土地的中心地位.主要表现为据地造籍、主户与客户之分以及形势户籍的出现.由于户籍本身是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工具存在的,因此,根据土地占有情况确定户籍,使原来社会管理中的身份性让位于财产性,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社会管理出现了新的特征.     

浦东唐镇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点地区,高起点、快速度、超强度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上海的开发和开放在短时间内与国际接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土地使用制度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土地征用.土地征用制度不仅促使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市民转变,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如征地农民的家庭生活、社会保障以及就业安置等方面.     

试析宋代城镇雇工发达之原因

雇工是中国经济史上一种古老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入宋后,伴随着封建社会的急剧变革和经济的空前高涨,使雇工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于是,雇工这一古代社会最底层的劳动群体再趋活跃,广泛分布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领域。宋代城镇雇工发达的原因可以从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生活的艰辛、土地兼并的严重、人地矛盾的加剧及宋代城镇规模扩大,经济繁荣等方面窥其端倪。     

下山脱贫移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省为例

不消除偏远山区农民的贫困问题,中国就无法实现全面小康,这已是共识.浙江省对原来居住在高山、深山的农民,在资金投入、规费减免、用地安排、整合资源、提供帮扶、促进转移就业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他们移到河谷、平原生活,使移民在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住房条件、子女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取得明显改变,成效显著.由于政府对就业帮扶工作仍旧不足,以及土地产权的局限和户口制度的限制,加上农民自身素质有限,导致已经下山的移民在生产、生活、就业、教育中依然存在种种困难,也使还在高山、深山上生活的农民心怀担忧,不肯迁移下山.因此,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强化政策宣传,推动社会保障工作,加强社会监督,帮助移民就业,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是促使移民更好山下生活的有效措施,更好推进下山移民工作的有力保障.     

明晰土地产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内容.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普遍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占地规模过大、滥设开发区、违法批地用地等.造成中国土地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晰:一是国有土地所有者虚位造成各级政府都有权行使所有者权力;二是政府使用土地的收益大于成本造成使用土地资源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三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使农民无力保护耕地.因此,明晰土地产权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必须重塑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使土地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晰农地的产权主体,真正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行变革,才能防止各级政府滥用土地,才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本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农村社会学著作

自从世界上有了农业以来,人类社会生活便离不开农业、农民和农村。即使到了工业化的时代,无论工业、矿业及其他各业如何发达,仍然如此。而且,到了工业化时代,如何摆正农业、农民和农村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使整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这就是农村社会学在美国、欧洲和日本首先出现的基本原因。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本文在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多层分析的方法对上海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中心概念是“职业地位”,它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作者指出,上海的主要社会阶层按职业由高到低排列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这些阶层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结构性流动。社会资源配置机制首先是通过权力,其次是资本和劳动。最后,作者对中国的中间阶级和市民社会做了探讨。     

提高农民收入不能简单地靠减少农民

近来,围绕着农民增收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最大胆而且最直接的建议就是减少农民。在农民占有的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农民无疑会增加单个农民财富的拥有量。乔新生则撰文指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农民就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如果把中国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农业人口看作是农民,那么肯定会     

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权益保护

从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它对于农村的发展和国家建设都有着重大影响。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其所引发的不仅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民充分就业、提高农民经济收入,而且也能有效地增进农民利益,使中国农民在劳动就业权益、资产交易增值权益、生活方式选择权益等方面得到解放和保障。但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也存在着农民利益保障不力的问题,尤其在生活居所、人口布局、劳动状态、耕地流转、土地产权等方面造成了明显的农民利益增进难题。不过上述情况并不否定中国城市化战略的积极意义。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国需要进一步明确城乡一体化目标,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战略,有效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真正实现社会治理一元化。     

徐霞客与王士性

十六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江苏和浙江,分别出现了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年)和王士性(1546—1598年)。虽然他们都生活在明末的江南,王比徐还早出生四十年;他们的家庭也都是世代官宦、书香门第;而且,在今天看来,两人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不相上下,各有千秋。可是,两人的遭遇及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区别。综观     

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宅基地使用权是我国《物权法》专章规定的一项用益物权.传统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因其体现国家对农民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之政策导向,与农民集体成员的属性紧密相关,取得主体具有身份性特征,客体也只存在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之上具有特定性,使用上的无偿性和不确定期限性等特殊性更使其处分权能设计存在诸多限制.然而,从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本质属性、福利功能实现方式多元化之必要性、社会发展对传统效率与公平的挑战以及城乡差别发展趋向诸角度分析,建立高效开放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实属必要.应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二级流转监控等方面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调整机制,把握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适度性和合理性.     

解决人口问题出路何在

我国农村现行社会体制鼓励生育男丁,鼓励人口增长,这是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质。1.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多数农民家庭来说,最主要的财富是土地与劳动力。责任田按人口分配,女子出嫁收回责任田,儿媳、孙媳进门可分责任田,这样;一个农民家庭财富多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孙的多寡。2.我国农村现行政治体制,真正按照村民自治法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的村子不占     

“入世”十年:中国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以"入世"为标志的中国农业全球化导致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量大增,促进了中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过渡,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步伐明显加快。"入世"后的实践显示,中国的密集型农产品并未如想象获得国际市场中的更多机会,中国农产品的贸易逆差格局将长期存在,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应该首先立足于本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任务丝毫不能放松。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主要政策选择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从全国来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的同时,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中国农业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必须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来促进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     

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论乡镇企业崛起与农村的伟大变革

我国过去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式的建设格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不能向城市转移,而在农村实行的又基本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只有靠自己在土地上劳动,才有生存的可能。因此,把广大农民固锁在每人仅有几亩甚至几分的土地上,造成劳动力的极大浪费。这是我国经济不能迅速发展,人民不能尽快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变这种状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第二步、第三步战略部署的不可少的重要条件。经过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上已经摸到了路子——乡镇企业“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设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这证明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乡镇企业的兴起,无疑是中国农民第二次解放的开始。如果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农民第一次解放,结束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使中国农民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么,现在已经开始的中国农民第二次解放,则是结束农村自给自足的传统式的农业经济,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一次解放比第一次解放意义更重大,工作更艰巨,时间要更长。它是中国农民面临的历史性转折的重大使命,同每个农民的生存、发展、命运都息息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