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尽管顺应了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但由于大调解机制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也就难以尽善尽美,存在与法治偏离的现象,包括大调解的行政化、不统一性等,因此,为了使大调解机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需要更新观念,以发展的法治观点,结合我国的国情,合理构建大调解机制,规范大调解,以处理好大调解与党委、政府领导的关系、与法治、司法的关系,使大调解得以健全、完善,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功能的最大化。     

论"大调解"格局中的人民调解

一、"大调解"格局产生的社会背景 人民调解一直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一种被称为"大调解"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学者通常所说的"大调解"是指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调解中心具体运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对社会矛盾和纠纷进行协调、处理."大调解"的目的是把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调解资源整合在一起,把纠纷化解在基层.围绕"大调解"思想,各地纷纷创新了一些具体制度,如山东省邹城市的"十户三员"制度、民情恳谈制度、评理会制度等."大调解"是一种新型调解,它在赋予调解协议一定的强制执行效力、促进多层级联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制度效果,在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在2009年7月28日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强调,要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坚持以"三位一体"为重点推动调解机制建设,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格局.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信息化平台建构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为例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和稳控新机制,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是借助信息化平台的建构对现有人民调解制度的工作机制进行优化和完善的有益实践,其本身就属于社会管理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和衔接联动新机制、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大调解、大法援、大法治构建法治龙岗——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工作综述

2012年上半年，在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区政府和市司法局的正确领导下，龙岗区司法局紧紧围绕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加快转型升级、推动跨越争先，努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区”的总体目标，以建设“大调解、大法援、大法治”工作格局为重点，以机关作风整顿、队伍廉政建设及司法业务建设为抓手，     

新时期司法调解适用率如何有效提升?

传统观点认为,调解具有高效缓和社会矛盾,快速解决纷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2002年-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计数据分析,指出无效率、无结果的调解以及失信名单制度的制约,是大调解背景下,有案必调,调解率不升反降的原因。进而提出调解自愿原则、财产信息共享、明确调解受案范围的司法调解率提升建议。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转型

法院调解应当随着我国社会现状的变革而转型,其转型的理由为:诉讼制度功用的变化是时代理由、民事诉讼体制转型是客观理由、法院调解基本理念的变化是主观理由.转型后的法院调解应当以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在多元的、人性化的基础上构筑现代法院调解的具体制度,从调解主体、调解时机、调解内容、与大调解格局的有效衔接等方面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解决机制:目标设定与系统优化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但城市化的质量并不高.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呈现出新的特点,对其的解决应该面向未来,关注纠纷解决的最终效果.我国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包括行政介入的社区纠纷解决、社区自治机构主持下的社区纠纷解决以及诉讼程序下的社区纠纷解决.现行的社区纠纷解决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应以大调解实践为契机实现系统优化.     

试论司法调解进社区——基层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可能路径

司法调解进社区,指导和参与社区调解活动是能动司法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实践途径,也是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实现形式。基于能动司法理念,为凸显司法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基层人民法院应遵循"走出去"的方针,以促进人民调解功能的发挥为目的,完善司法调解进社区机制,并以此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和突破口。     

调解年与调解运动

调解,无疑是近年中国法院和社会的热门话语,"调解年"、"大调解"以及"调解优先"等话语和实践,显示出调解在中国各地已经形成一种运动和潮流.无独有偶,在世界范围,ADR(替代性纠纷解决)也被称之为ADR运动(ADRmovement),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呼应①.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运动或潮流的形成源于何种背景和原因,会带来什么变化和结果,其走向是持续高涨、走向新的高峰,抑或是在留下一些闪光的东西之后悄然退去?     

创新法律服务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法治化新龙岗——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积极探索法治建设新路子

<正>近年来,在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龙岗区司法局紧紧围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实施法治惠民工程"和"建设国际化、现代化、法治化城区"的工作思路,以创幸福龙岗、建和谐家园和维护社会稳定为核心,以深化"大调解、大法援、大法治"工作格局为抓手,充分发挥职能优势,集中资源,积极主动探索,大胆创新法律服务理念和措施,擦亮司法为民品牌,提升龙岗区法治建设水平,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法治建设新路子。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反思与整合

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农村非正式民间组织”研究、“第三部门”研究四种路径.从理论视角上看,主要有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三种角度.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整合相关的学科视野与理论范式,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有必要尝试从综合性视角来构建一种新的研究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框架.     

论庙会的组织与管理——以关陇地区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以神灵祭祀为核心,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饮食娱乐等多种形式。关陇地区庙会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分为村落庙会、乡镇庙会和地区庙会,从管理形式上可以分为官方庙会、民间庙会和宗教组织的庙会,各种类型的庙会都有自己的组织管理特点。庙会的会、社组织自发组成,义务工作,是庙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组织实施者,起到了活化发展的作用。     

公共组织和企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不同点原因探析

公共组织和企业组织都是属于组织社会学所关注的正式组织,而这两种组织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却存在着许多不同点.导致这两种组织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组织外部的因素,也有组织内部的因素.本文试着从组织环境、组织文化、组织目标三个方面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治安调解：适用条件的解读与重构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调解”再次得到重视并成为多元化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法律界试图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大调解”机制的当下，治安调解无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治安调解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安机关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适用条件的模糊性，这些问题成为治安调解适用的随意性甚至被滥用的重要原因。正确解读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需要将其置于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以便为治安调解的未来重构明确方向。     

民国时期甘肃的新型商业组织形式

民国时期甘肃省商业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抗战时期有较大发展。传统商业组织有个人独资、合伙出资、合营等几种形式,其大宗商业为水烟、羊毛、药材输出和茶叶、布匹、杂货输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计对甘肃投入大量资金,再加上沦陷区人才的流入,大量军队云集使得甘肃商业有了较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商品种类的增加和私营商业的繁荣上,而且在经营模式上出现了新的商业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和农村合作商业。以甘肃省贸易公司为代表的新型商业组织为抗战时期甘肃的商业繁荣、经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思考——以法院调解为视角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大调解是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针对当前出现的矛盾纠纷多元化的特征而提出的司法新策略,诉调对接机制的提出符合当前纠纷解决多元化的新趋势。法院调解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对审前调解、诉讼调解以及执行调解的具体诉讼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加快相关制度建设,使调解与诉讼充分衔接,不断挖掘能动司法的合理因素,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黑社会性质组织治理呼唤理性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邱格屏教授访谈

黄晓伟(以下简称黄):近年来,随着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数量上的增加,许多专家认为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升级为黑社会组织,你对此有何看法?邱格屏(以下简称邱):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讲仅仅是一个概念之争,对理论研究及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国外所说的黑社会组织。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不一样,不同国家的黑社会组织虽然有相同的追逐经济利益的目的,也有职业犯罪组织的本质,但他们的犯罪活动、犯罪手段、组织形式等却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即使同样是黑手党犯罪猖獗的…     

任务型组织:政府改革的新组织取向

停留在机构改革上的政府改革已经走入困境。在未来,政府改革就其组织层面而言,必须有新的取向。任务型组织是当代政府改革的组织取向。它是与常规组织相对的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迅速发展需求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由于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适性而在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中显示其优势,具有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常规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新的组织取向要求政府在改革上必须有观念上的转变,把服务型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动用全社会力量来共同应对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