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严格遵循“现实”原则,真实表现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工具化”的悲惨境遇。蒲松龄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超凡的女性形象、平凡的女性形象,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因具有超凡能力而拥有自己的意志,保持着独立人格;另一部分超凡的女性和平凡女性因将封建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身需求而无力拥有独立人格,依附于男权社会。蒲松龄尊重、欣赏女性,对她们受“制度”控制无法冲破现实藩篱的无奈与不幸给予了同情和怜惜。     

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小说的平民立场和人道关怀

汪曾祺并不是一个规避现实的隐逸者,从他对男性群体"义"与"利"的取舍,女性群体"情"与"欲"的同情,以及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赞美与批判中,可以折射出他民粹主义式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托尔斯泰式的宽容与同情,在他的人生境界中,写着一个"爱"字,这是汪曾祺最好的生命注脚和艺术精神的本源动力.     

从《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看蒲松龄的妇女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社会处境和她们的所作所为，是作者妇女观形象化的反映．作者赞扬妇女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自由幸福的婚姻；肯定女子的聪明才智和自立、自强的精神；鞭挞玩弄女性的行为，对始乱终弃、喜新厌旧的忘恩负义之徒深恶痛绝，对女子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论“蒲松龄式女子”的建构及其书写意义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女性人物得到了大规模和类型化的描写,从而建构起了一个“蒲松龄式女子”的群像世界：对已有的“蒲松龄式女子”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聊斋志异》中所构造的现世与幻世这两重世界来界定“蒲松龄式女子”：即现世的凡妇奇女和幻世的花妖狐媚之流。以文本分析为主,通过关照作者笔下的这些鲜活女性群体形象并分析其建构模式,对照分析这些女性在日常家庭和爱情婚姻生活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从中所表露出来的独特个性,可以发现：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相比,作者对女性形象群体倾注了更多的喜爱与赞赏之情,同时,这一群体的角色和精神也昭示着新的社会气息,体现了作者的女性自觉意识。     

蒲松龄族属数说

蒲松龄的族属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这样几种: 说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是色目人(阿拉伯人)且是伊斯兰教徒。罗香林著的《蒲寿庾研究》持这一观点。他认为蒲松龄可能是宋末提举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庾(阿拉伯人)的后裔。日本学术界也有此说。有人认为,蒲松龄的远祖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使,而任这种职的,在元代都是回族;另外又据福建另一部《蒲氏族谱》中写有“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因此认为蒲松龄为回族。     

论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及表现特点

在文学中表现孤愤之情,一直是我国进步文学家抒写人生和社会不平的战斗传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抒写孤愤之情的杰作,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他的孤愤精神主要是通过文言小说表现的;其二,他的孤愤之情又附丽于幽冥幻城之中、谈狐说鬼之事,具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创作之源·女性·“如此父亲”——蒲松龄与莫泊桑比较二、三题

蒲松龄与莫泊桑作为中西短篇小说之王与巨匠,都是高产作家,然其创作之源不同,蒲松龄靠的是想象的天份,而莫泊桑的生活经历与创作实践的联系则格外密切;他们都非常关注女性,然而他们笔下的女性世界迥然不同,一为"花妖狐魅",一为人间女子;他们都写了一些有关"如此父亲"及其"孽果"———弃儿、私生子的短篇佳作,他们的命运又如何?     

《聊斋志异》:错综缠绕的性别言说——蒲松龄进步妇女观的另一面

蒲松龄在其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集中体现的妇女观,并不像通常人们所认定的那样积极和进步,而是呈现一种混杂、错综、盘旋缠绕的形态。与时人相比,蒲氏小说中不乏同情妇女、张扬人性的层面,但与此同时,传统女祸论的影响、女性身份的隐性缺席以及以两情相悦为表象的男性立场的婚恋观也时有表现。蒲松龄错杂交缠的妇女观可以视为性别观念进化的漫漫长途上一次意义重大的停靠和中转。     

聊斋诗小讲八帖

蒲松龄是小说家,也是诗人。此文选取聊斋诗八首,小加讲析,以见其对读书生活、对朋辈亲友、对社会现实、对古代女性之情感;兼赏其模山范水、书情写怀、体人察物、手挥目送之艺境。     

浅析《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一书围绕1935年民女施剑翘枪杀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事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对案件来龙去脉的梳理,向人们记录了在公众同情兴起的时代民众情感的政治意义,以及大众媒体的炒作和现代法律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在这次审判案中,人们所关注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也就是"公众同情"是否能影响最后的司法判断这一更大的问题。     

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同情心态

中西对同情认识的差异表明同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情是解读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特征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文化符号.本文把西北少数民族的这个交往特征的文化符号概括为同情的心态,认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同情心态指欢乐和痛苦之情凝合而成的心理反应机制,表现为与他人共享欢乐、与他人共担痛苦的同情的反应、同情的态度.欢乐和痛苦之情的同情心态在西北少数民族交往关系中具体表现为四种心态,即:好客的心态,注意对方反应和评价的心态,群己互利的心态,"不忍之心"的心态.这种同情心态的本源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中善的积淀和流变.     

《聊斋志异》中的“易妻为妾”现象探析

"易妻为妾"是产生于《聊斋志异》中《恒娘》篇里的特定语汇。蒲松龄对"易妻为妾"行为的描写,使《恒娘》成为反映女性嫉妒问题的小说特例。"易妻为妾"揭示了妻妾之道下的情爱心理特点,演绎了女性面对婚姻危机时的一种反攻战术,展示了古代夫、妻、妾关系的某种真实面貌。对从古至今长期存在的女性"易妻为妾"的心理和行为还需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解读《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性生存美学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女性人物默默实行以爱和同情为主题的生存美学,这是对男权社会所提倡的规训模式的挑战。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逾越男权社会所制定的审美规范,在同情和爱中发现人生的"诗性美"。这种生存美学是一种自我实践的生活艺术,也是一种以自我道德和实践为核心的伦理学。具有包容性的"女人腔"试图消解和摧毁父权制度下以二元对立为中心的权利话语,同时体现了女性审美快感和自由,也体现了女性生存美学的要义。     

论《聊斋》中黄英的精·神·人

《聊斋》中黄英的形象是蒲松龄笔下一个女性形象的代表,她不同于其他狐鬼妖魅,而是自始至终以人的形象出现。黄英的形象反映了蒲松龄在创作中追求形、景、情、意、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表达了作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考。黄英的“精”是作者思想灵魂的寄托,黄英的“神”是作者的形象寓体,而黄英的“人”则是作者的理想化身。     

论“同情”的两张面孔:罗蒂与阿伦特

罗蒂与阿伦特均批判现代性,还将矛头指向现代性的政治领域,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同情为切入点来审视现代性的政治。罗蒂将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团结建立在同情之上,因为同情意味着减小差距,从而使"我们"的范围不断扩大;阿伦特则认为差距正是自由的基本内涵,同情作为一种私人情感出现在政治领域意味着自由的消亡。"同情"在他们的理论中具有相反功能。在自由问题上,罗蒂主张现代性的形而上学试图为自由奠基的努力是失败的,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的平等、权利等价值理念无非是宣告了"社会"的兴起,是自由丧失的一种体现。他们要么将自由理解为与经济无关,要么将自由理解为对经济的超越。在他们的逻辑视野中,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无足轻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问题的本质。同情的政治哲学依然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理论,也是一种思辨哲学。     

《聊斋志异》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

“狐狸”作为一个独特的自然、人文和人性美的形象,置身于(《聊斋志异》的审美体系中,这是蒲松龄的大胆创造.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美女狐精翻案,使狐狸不仅成为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关的象征,重要的是,它又是女性聪明、智慧的化身.本文从狐狸形象的产生与来源:蒲松龄的大胆创造:人性“真善美’特别是女性真善美的象征三个方面,论述了蒲松龄对传统狐狸形象的审美改造和赋予的审美新价值.这一切,都是与作者对女性的新认识和新理解有关.     

蒲松龄的“女郎诗(词)”与顾青霞

蒲松龄笔下有近百首诗词描写年轻女子的容貌情态和情爱心理,可总称为"女郎诗(词)",有赠妓姬、戏赠友人、代闺怨等三大类,其中以赠顾青霞、戏赠孙蕙的数量最多。从这些诗歌,特别是《梦幻八十韵》中,可以发现蒲松龄一生对于顾青霞最纯洁珍贵的恋情。由于对顾青霞的精神恋爱,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芳容髫齿、弱态生娇、充满诗意的女性,进而对男女关系进行思考,发表了"腻友"论,营造出一个关于男女友情和爱情的精神乌托邦。     

曹禺戏剧中知识女性悲剧命运探析

曹禺先生始终对女性的生存困境充满深切关注,他怀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赞美之情在他的剧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们深受"五四"的影响,在妇女解放思潮的感召下,逐渐觉醒,萌生了初步的自主意识,主动争取女性的权利,勇敢地与男性抗争。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压迫下,女性因自身主体性残缺,经济上依附,文化上受歧视,她们的反抗最终归于失败,陷入无以摆脱的生存困境。本文以女性文学批评为视点,围绕女性生存困境,分析其原因,揭示知识女性悲剧命运。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感悟條侯周亚夫

條侯周亚夫为汉景帝时重臣。其人曾平定七国叛乱,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作为首辅,持国柄谨严,一心维护汉家社稷。在汉景帝废太子、谏止给皇后兄封侯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原则,有碍皇帝的权力自由。最终被无情的戕害。司马迁崇尚春秋笔法,长于微言大义,还是禁不住一腔同情与愤懑之情,对景帝的刻薄寡恩予以无情揭鞭挞。     

试论扬雄的“幸”与“不幸”

扬雄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所谓"幸",文章论述了扬雄在事业上获得重大成功的一面;所谓"不幸",文章论述了扬雄的生前与身后所遭遇的主要的痛苦和打击.文章对扬雄寄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这种理解和同情,完全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绝不含乡梓之情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