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韩非“君臣互市”说谫议

"君臣互市"说是韩非君臣观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出韩非政治思想"君权至上"的理论实质。韩非从人性之私的伦理内因、君臣势异的政治外因和公私争利的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深刻诠释其"君臣互市"的政治主张。坚持"君权至上"的根本立场,促使韩非的"君臣互市"说走向极端化"尊君卑臣"的政治歧路,造成君、臣关系的内在失衡,陷入恶性发展。"君臣互市"说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专制权力下君、臣关系的真实内涵,但片面化认识君、臣之间利益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性,导致韩非无法推动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和发展。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

在宋代杜学史上,王安石占有重要地位.他尊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中包括对杜甫君臣现的认同和传承.王安石和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秉持"君臣遇合"型的君臣观理想,主张以对人君缺失的指摘、竭尽臣责而"致君尧舜".杜甫还侧重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在两宋特定的时代务件下,杜甫君臣现中忠君的一面被片面放大并得到高度尊崇,王安石的主张特别是其以道事君等观点却屡遭曲解和非议.     

项羽败因浅析

项羽，太史公誉之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①，自诩为“力拔山兮气盖世”②。是秦末农民战争中叱咤风云的诸侯上将军，楚汉战争中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为推翻秦朝统治作出了杰出的、决定性的贡献。但是这样一个史所罕见的英勇善战的传奇式人物，却败在一个迹近无赖的手下败将刘邦的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以项羽三年灭秦、五年亡国之史实，实在发人深省，很有探究其败因之必要。1、项羽败于刘邦，首要原因在于他所做所为大逆不道，不得民心。1．1．项羽因为怀王要按原来约定“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③行事而对怀王不满，居功自…     

刘邦数项羽“十罪”考评

据《史记·高祖本记》记载,在楚汉之争相持阶段,刘、项隔广武涧对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刘邦不仅不应战,而且一连列举项羽十大罪状。后人论刘、项争雄,大都褒刘贬项,且往往以这“十罪”为依据。其实,所谓项羽“十罪”乃政敌责难之辞,其中难免有诬陷虚夸的成分,不可盲目地信以为据。现逐条考辨评析如下: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人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按:《史记》曾多处提到怀王之约,合而观之,大体情况是,怀王命宋义、项羽等人北上救赵,同时又遣刘邦领兵西征,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即先入关灭秦者王关中。刘邦抢先入关,“当王关中”,而项羽却把他封干巴、蜀、汉中,所以有     

论孔子的"君臣观"

孔子的君臣观是建立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的,以民本,以仁为核心.君必须以道行政,臣则应以道事君.君臣的离合,以道是否相同的为前提,臣对于君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孔子的君臣观表现了春秋末期人的意识的觉醒.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提出"三纲"说,对孔子的君臣观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所谓"纲常名教"."三纲"说的君臣观与孔子的君臣观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然而两千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将这两种不同的君臣观混同起来,将"三纲"说的君臣观,当成孔子的君臣观,并奉为主臬.不但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受其束缚,而且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也未能摆脱这种束缚.这说明孔子的君臣观具有超前性,确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

本文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详细论述了雍正帝的政治思想：当“天下一统”之时，”君臣之伦”占据上风，“华夷之分”已无实质上的意义，“君臣之伦”突显，即所谓君要行君之德，臣要行臣之德，而清朝的皇帝都是有德之君，施行德政，因此天下之人理应臣服于清朝。     

先秦时期的"三谏不从则去"原则及其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 ——兼论孔孟的去君、去国之礼

向国君进谏、匡正国君言行中的缺失是臣子的责任和义务.国君若能虚心纳谏,既可塑造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亦可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清明政治,如此君明臣贤则国可大治.反之,国君若三谏而不听,臣子可因道不行、不显君之恶、不塞贤人之路、希望国君觉悟以及避免杀身之祸等原因而去君甚至去国."三谏不从则去"是先秦时期君臣关系以义相合、以礼相交的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

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

"君臣共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孔子"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政治得以良好的运行必然由一个有德性的君主来引导,君主的"为政以德"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君逸臣劳的"无为而治"。孔子"君臣共治"思想的现实选择中具有理想之境和末等追求两个层次,寻找任贤之主是孔子现实政治的理想之境,欲仕不义之主是"君臣共治"思想的末等追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也论中国古代忠君观念的产生

本文对忠君观念是从孝中分离或延伸出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孝既不能协调君臣关系,也没有包含臣对君的忠.忠君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其思想渊源就是西周的臣德"敬",其母体则是春秋的公共道德"忠".春秋时期调整、规范君臣关系的道德是"君明臣忠".君明臣忠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君臣政治关系的明确和社会道德的进步,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忠"君之德的产生与宗法制度和孝德无关.     

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论道家政治生活中执行者的责任担当

道家对于"人臣"所承担的职责看法,与西方一些现代政府职能理论颇为相近。臣下的"有为"是对人君"无为"的补充,臣下该如何"有为"自有其限定,因为臣下的妄为同样会损害政治的合理性。在君臣关系方面,道家强调以道相合的新师友型君臣关系。在人臣所执行的职责中,道家认为"为无为"的礼法度数只是一种次级价值,本源的在于本乎德性天理之所"为"。它将自化、自正、物适其性的自治观念带入政治生活,真正确立了重视个体价值的政治原则。     

从“勿欺也，而犯之”看儒家的直谏传统

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论房玄龄

房玄龄事唐太宗 32年 ,任相 2 2年。他以贞观诸臣所不具之特殊地位 ,虽明哲保身 ,事君谨畏 ,却雅量含弘 ,能尽诸臣之才智 ,能成诸臣之善绩 ,使君臣辑睦 ,共成贞观之美政。此乃魏徵诸臣所不能。此其所以为德望崇重之大臣 ,而举世许为贤相也     

《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与政治心理研究

在《韩非子》与先秦时期儒、墨、道及其他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对于君臣关系中"君"的定位有着相对明确的论述。以"君"对"法、术、势"的应用,可透过君反观臣。《韩非子》中赋予"臣"的角色定位,即"君"处在相对环境中的"绝对性"地位时,由于"臣"所处的社会关系不同,会产生三种不同的角色定位,而"臣"在担任不同角色时又会分别运用"法、术、势"中的一项来处理自己处在各个角色时的复杂关系与矛盾。因此,透过《韩非子》中"臣"的角色定位也可进一步探究政治心理学中政治人物心理与角色转换的内在联系。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论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

君臣关系本是同一政权内国君与臣民的隶属关系,一般遵循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隋文帝在积极吸收传统的君臣关系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在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根据隋朝民族关系的实际,形成了新的“君臣一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其基本内容则是为臣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隋称藩,保持臣节,岁岁朝贡,永服威刑;其特征和目的是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和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扩大化,将不同政权的君臣视同自己的臣民,以恩威并施手段,保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以达到边境安宁、太平无事的目的。这一思想的实质仍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君是绝对意义上的君,对少数民族政权操有征伐、征调等大权,而臣是相对意义上的臣,有时与奴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