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南民间歌舞与地域民俗的依存关系

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是依托于豫西南地区的文化环境,在该地域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艺术形式,其存在和发展与地域民俗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表现在:地域民俗为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反过来,民间歌舞艺术也表现了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民俗;豫西南民间歌舞艺术所具有的整体艺术风格、声乐与器乐的选取以及表演手法、表演形式的虚拟化、节奏化、程式化等审美特征,均体现出了强烈的地域特征。探求地域性民间歌舞艺术与地域民俗的依存关系,也是对传统民间歌舞艺术进行传承与保护的必要研究。     

多学科视角看花鼓灯歌舞艺术中的文化

花鼓灯歌舞艺术是中国汉民族民间歌舞艺术重要品类。兼具舞蹈、灯歌、锣鼓与后场小戏表演等诸种表演样态。从历史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解读花鼓灯歌舞艺术的文化历史起源、文化结构解析、文化定位研究及其当下意义,对花鼓灯歌舞艺术进行文化信息梳理,确定其区域文化坐标。     

土家族闹灵的民俗意蕴:场域与仪式

土家族闹灵是融歌、诗、舞于一体用于悼念亡人的歌舞。作为在土家族民间至今仍广泛流传的习俗,在其艺术鉴赏意义之后,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民俗意义。从民俗表象上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土家族人"送亡人"和"还人情"的意义表述。在形式上表现了一种民间信仰场合中的"娱神娱人"的表演仪式。从结构分析,闹灵场域中存在着三种信仰力量,即土家族民间鬼神信仰、生活文化习惯以及官方儒学正统影响力。作为一项仪式时,闹灵是土家族叙述、实践和隐喻其世界认知符号体系的一种文化表演。     

藏族原生态歌舞“则柔”的审美文化考察

在少数民族艺术的画廊中,藏族民间歌舞是最具"原生态"观念的表演形式,展示了民族艺术形态由简约到繁复、由单一趋向多元的发展历程,启迪着我们对人类艺术发展历程的深入思考。通过对藏族民间歌舞"则柔"表现形态的分析,可从多元文化的深刻背景审视青藏高原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     

羌年祭祀仪式与艺术——以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为例

羌年作为羌族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独特的祭祀仪式。羌族正是通过羌年祭祀仪式,为世人展示其文化艺术的魅力。羌锋村是羌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羌年特具代表性,能够较为真实地给人们呈现出羌年的过程、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之中的艺术。尤其是羌年的最高祭祀仪式"国若",汇聚了美术、雕刻、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不论是羌族文化或者羌年,还是羌年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中的艺术,对于增进羌族家庭的和睦之情,强化羌族内部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甲马信仰的道教文化考辨

以云南甲马信仰为例,辨析了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云南甲马的民俗功能、宗教意义和文化内涵。从艺术造型视角来讲,甲马是一种单色的黑白木刻版画,用图像的形式传达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从民俗视角来讲,甲马是民间信仰的载体,人们通过使用甲马来表达对自然不可抗力的精神依托和慰藉,是人们进行的一种民俗活动;从宗教视角来讲,云南甲马的神仙位业和仪式均以道教为主体,是一种准宗教的民间信仰活动。     

从“丰产”信仰看土族文化

文章通过对土族"丰产"信仰的对象、仪式及象征意义的分析，试图从地域文化学的视角，把握土族文化的结构和内涵。     

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与基层体系

土司音乐制度是指中央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文化管理政策，它以本民族歌舞为基础，以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程序为序列，以地域民俗习惯为视角，呈现从五代时期开始到清雍正时期结束的古代音乐衍生、发展、嬗变的丰富体系。土司音乐制度寓于土司对民众的文化控制，基本结构维系在主持祭祀仪式、举办音乐活动、职务奖惩承袭、业绩考核等职责上。从律典生成层面来讲，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代表着一种民众自我意识的制约和规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歌舞文化与技艺的基层体系。土司与民众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和音乐活动等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描述与传承。土司音乐制度实施后，“以文化民”“以夷制夷”及其与之关联的治理策略和象征力量，构建了音乐活动在土司社会的主要框架，也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土司音乐文化与精神品质。同时，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中构建了自己音乐制度的基层体系。民间宗教祭祀、民族风俗习性、重大节庆活动、歌舞象征意义等，既代表了土司音乐制度的内容，又成为了土司音乐制度构成的主体。     

论阴阳文化视域中的“大傩图”

学术界对于宋代宫廷绘画"大傩图",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认为"大傩图"所绘的并非远古大傩之事;一种是认为"大傩图"反映了宋代傩祭仪式歌舞的实际,是具有古傩意蕴的民间迎春社火队舞。实际上,以道家道教阴阳文化视之,宋代"大傩图"显然符合古代驱鬼逐疫、调和阴阳、祈求风调雨顺的民间祭祀傩仪的特征。本文以阴阳文化与祭祀仪式剧的关系入手,对宋代"大傩图"所要反映的核心思想进行论述,以探索古人绘题"大傩图"的根本原因或依据。     

借鉴与创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和演出的独特气韵——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特点主要体现在对莎作的翻译、研究和莎剧的演出中。莎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外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戏剧研究的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中国莎学有不同于欧美莎学的独特之处,融入了中国文化、艺术和戏剧精神以及伦理道德思想。中国戏剧(戏曲)演出莎剧是以独特的艺术语言来叙述莎士比亚,"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在与莎剧的遇合过程中,显示出中国戏曲独有的审美与认识价值,中国莎剧体现出来的独特审美价值是我们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应有的文化自信。     

高校民间美术教学的探索与创意实践

民间美术是滋养华夏民族文化艺术的母体艺术,应是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开设民间美术课程,有助于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也是适应时代潮流的需求。针对美术专业和非美术专业学生,民间美术教学都应注重学生的创意训练,由传统的"教"学转化为"悟"学、"乐"学,让学生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感受创造的幸福和快乐。     

与童年对话--论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

儿童文学具有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因以"童年"作为审美发生的艺术视角与艺术表现对象,儿童文学产生了有别于成人文学的主体间性品格.本文从"童年原生性的间性趋向"、"儿童文学活动就是与童年对话的过程"以及"经典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意识"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理论假设.在主体间性作为新近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学术问题的背景下,本文将其引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彰显其方法论意义,以期对儿童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社区治理中民间法的文化内生性规范作用及改进

民间法具有地域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一种内生文化性规范。社区治理是民间法作用的一个重要场域。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具体的存在形式有日常交往习惯、与特定文化传统或民族节日有关的仪式或习俗、婚丧等的特殊事件和日子中的仪式要求或行为准则、民间商业或交易惯例,以及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一些仪式、禁忌或习俗等。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指南针""粘合剂"和"传输器"等作用。改进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应当从规范合作的视角改进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联结关系,促进民间法与社区治理公共政策和软法等规范形式的良好互动与衔接,并强化民间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区治理中的存在。     

白族民间求子仪式蕴含的文化意义

文章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介绍了功果桥白族民间的一个求子仪式过程,并借助学科理论解读了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求子习俗借用了一些象征手段,并且求子现象与白族民间的传统信仰有关,同时,该习俗也充分体现了白族民间传统医疗文化中的"神药两解"思想。     

歌谣与族群记忆——黎族情歌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论题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黎族情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在黎族婚恋仪式活动中,以"隆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阈限空间,"夜游"、玩"隆闺"与婚后的"不落夫家"等实际上是黎族人生命历程中转变仪式的一种中间状态:阈限阶段。与仪式直接相关联的"隆闺"情歌、"槟榔"情歌和"不落夫家"情歌的歌唱,不仅推动了仪式进程,同时也是仪式过程本身的阐释。而仪式与歌唱及其相关联的故事则以诗性叙事的方式达成和强化着族群的记忆。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关于全椒跑旱船歌舞音乐的地域性研究

跑旱船,也称"无底景",是我国许多地区都盛行的一种民间歌舞表演形式。演出形式大都类似,多在热闹的节日里面演出。全椒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文化繁荣,在此通过对全椒县民间歌舞"跑旱船"中的歌词方言以及演出形式的地域性研究,来体现发展和传承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性。     

川西康区主要藏族民间世俗性歌舞研究

康巴人民能歌善舞,歌舞伴随着康巴藏民族历史的发展.在康巴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流布着种类繁多的歌舞音乐.川西康区藏族民间世俗性歌舞主要有"卓"、"谐"、"夏卓"、"热巴"四大类.本文就这些歌舞的缘源、流布区域及风格特点进行了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巴藏族民间世俗性歌舞所积淀的厚重的民族文化,以及折射出的浓郁的民族风情.     

论荆楚踏歌民俗的"达欢"意识

踏歌习俗,是以足踏地为节奏,连手而歌。载歌载舞的群众自娱性歌舞习俗,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较为喜闻乐见,尤其唐宋时期,从宫廷到民间,从中原汉族到南方少数民族都嗜好踏歌。与其他歌舞习俗一样,踏歌也经历了由娱神、娱人到自娱的转变,它的文化母题是民间的"达欢"意识。     

“中国西南的仪式与社会生活”专题

仪式是西方人类学经典的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论述。大致说来,在英法"社会论"与德美"文化论"两个不同的国别传统下,仪式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前者着重论述仪式对于"社会整合"之作用,倾向于讨论仪式与社会结构之关系;而后者对仪式的讨论带有浓厚的诠释学色彩,对仪式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也不同于前者,认为仪式作为社会的"浓缩形态",其本身就是社会的展演,对仪式的诠释是在不同解释体系之间的对话。两派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仪式研究三大家"的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当然,从结构-功能论向解释学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起到关键作用,对格尔兹的解释学产生重要启发。仪式,不仅是西方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方人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