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建构:达尔文主义的误读与反思

达尔文主义是适用于自然界的规律,然而自然科学理论的越界使达尔文主义被误读为物理学规律和社会学规律,反思达尔文主义在科学史中的误读现象,必须合理建构科学理论进化的趋势和科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以获得真理认识。     

经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单元

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学中引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和分析经济现象,成为不同时期经济理论学家以及社会学家们的通常做法.梳理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围绕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的一系列哲学争论,思考经济学中的类比生命进化以及自然选择的理论说明是否合理,探讨经济学中进化选择的单元,为悬而未决的认识论乃至方法论问题寻求解答.     

达尔文进化论与21世纪的文学批评

20世纪后半叶,在生命科学的推动下,达尔文提出的经典的物种进化理论变得更加丰富,作为生命科学的统一理论,它的地位也更加牢固。其影响所及,不但见于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进化社会学、进化人类学等新兴学科,还进入人文学学科,出现了以达尔文名字命名的文学批评思潮,即文学达尔文主义。文学达尔文主义诞生于1990年代,是文学研究者突破后结构主义以降的理论框架,向科学与实证回归的尝试之一。这一流派试图在文学研究中重新引入达尔文进化论,并建立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其与21世纪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提出的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毛泽东与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严复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早年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基本上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但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认识到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即教育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基本原理后,他就用“唯物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辩证地批判与改造,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基础——人民教育哲学。     

从嫁接到有性杂交——“达尔文主义”遗传育种理论的应用

“达尔文主义”的遗传育种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得到了极大范围的应用。早期比较活跃的是无性杂交——以嫁接的方法进行新品种选育，这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了实践。1956年前后，有性杂交特别是远缘杂交较为活跃。随后，一些农民参与到遗传育种的队伍中。本文着重讨论1949—1965年我国对 “达尔文主义”遗传育种理论的理解及其与“米丘林学说”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总体而言，“达尔文主义”遗传选择理论对我国当时的遗传育种工作具有很大的影响。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解析达尔文主义在萨姆·谢泼德家庭三部曲中的体现

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壮大,跨学科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的新亮点,达尔文主义也随之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文色彩,出现了利用进化论的观点剖析文学作品的研究,达尔文文学主义也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本文运用文学达尔文主义理论对当代美国最富影响的剧作家萨姆.谢泼德的家庭三部曲进行解读,旨在剖析剧中人物的悲剧宿命。     

走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研究的误区

19 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是西方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确立了自牛顿以来的科学理性观,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形成了社会进化与社会进步的观念,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但是,科学史研究表明,对于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思想研究,学术界还存在着许多误区,本文依据国际科学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予以澄清,以便深化我国学术界目前着重探讨的科学观以及科学发展观。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改写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来自异质文化思想的交互影响;二是中国19世纪所面临的＂保种＂的重压。二者从文化和现实方面迫使达尔文主义发生变形。通过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可以看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不是单向度的输出和接受,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两个异质文化体之间＂文化协商＂或者说是＂文化翻译＂的产物,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经过＂改写＂的达尔文主义。重要的是＂改写＂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更是来自背后的本族文化因素。因此,研究视野应从单一的译本扩展到背后的文化文本,进而探究中国本族文化是怎样介入到进化论的翻译及传播过程中来,并在近代中国构建国家思维过程中起到作用。     

主持人的话

正应当看到,汉语哲学界的西学研究素有重人文而轻科学的传统,因此对于近年来演化论思维"入侵"西方社科研究,反应颇为迟钝。如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名著《达尔文之危险观念》与《自由之演化》,以及普泛意义上的"生物学哲学",虽在英语世界早已引起充分关注,但在汉语社科杂志中却鲜有深入讨论。不少学界同仁依然用对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老眼光来看待新达尔文主义,认定这只是用新瓶灌装的旧酿,终归逃脱不了"将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之"学术原罪"。殊不知辨识出人性之中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不及”及其庸俗性

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理论与道德科学的脱离,同时又根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因而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之间形成一道互为讽刺的风景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性表现为:一者,意识形态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存在视为合理,并热衷于用复杂的数理模型或选择性的统计数据为其政策辩护;二者,研究方法上的局部分析思维将本来相互联系的社会整体割裂开来,从而对世界的认知或者流于肤浅,或者流于狭隘。